顾骜跟马风已经好久没见了，也不常联系。
算算日子，马风是去年6月份被托关系调去外经贸部的，如今满打满算干了7个月，似乎还没捞到出国机会，都是在国内负责相关对接事务。
虽然大局观增长了不少，也对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却吸收不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经验。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1982年的外经贸部，肯定不能跟1994年的商务部出国机会相比，国家穷了那么多年，哪有外汇考察和浪。
估计今年马风过了考察期，稍稍多熬够一些资历，能捞到出国谈项目吧。
今天游湖偶遇了闻莺，顾骜免不了多问一些，想多了解马家的近况。
闻莺当然是知无不言，交谈中顾骜得知闻莺还是依旧在电子工学院教书，准备安安分分教到将来马风下海，再看看男朋友有没有需要她帮忙的地方。如果有，她也跟着辞职下海。
至于西湖边的英语角和翻译社，马风已经很少管了，都是闻莺这个“老板娘”在兼管，有些同级的同学工作忙不来了，就利用翻译社的招牌从低年级的学弟学妹里拉人补充。
看样子，马风还是不太忘本，对于三年前掘到第一桶金的发家生意，并没有因为如今钱多了，就彻底摆烂。
顾骜想了想，问道：“翻译社这两年怎么样？我记得当初不都主搞译制片了么，怎么现在又回到西湖边做野导游了。”
闻莺：“现在外国游客比前几年多了不少，野导游有得赚啊。我么也不图钱，就是多学几门外语口语——大学里只学了英语，总觉得不够用，这两年帮家里打理，日语也会几句，连港商的粤语腔都懂了。还是要工作实用最锻炼口语。另外么，译制片厂这两年外包的生意少了，接不到活儿。我还经常私下里给穗子姐打电话呢。前年开始，译制片引进量少了，沪江译制片厂能从中影发行放映公司分到的指标，一年只剩几部了，挤压备用的翻译量也没多少。不靠野导游，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人手呢。幸亏大家不是正式雇佣，就是打着业余爱好学外语、兼职赚点外快，才维持下来。”
闻莺话里话外，颇有几分对前景的担忧。
当然，这种担忧并不是怕缺钱花，而是怕不能给那些死心塌地跟着她男朋友混的兄弟们有出路。
顾骜一开始听得微微有些惊讶，但随后深入了解情况，也就释然了。
78年下半年到80年，确实是国内搞翻译社接译制片厂私活儿的好时机。而当时马风搞这个“西湖翻译社”也确实是正好踩到了风口。
因为1978年下半年开始，文化部和电影局一口气解禁了600多部外国电影，而且当年批复允许引进和准备译制的就达到了433部之多。第二年的79年，国家正式要求翻译的也有200多部，80年100多部。
所以那时候马风想从沪江厂、钱塘厂以“承包制”赚几百上千块一部，确实有很多单子可以接。
但是，这种繁荣是此前几十年的对立和封禁造成的，毕竟当时连卓别林时代的很多老片子都要重新从无到有翻译。口子一开，瞬间涌进来的量很大。
三年一过，几十年挤压的存量被翻译干净了，这时候能接到的单子，就只有从近年来外国新拍的片子里挑了。
按说外国每年新拍电影也不少，可首先是此前几年翻译的国人还没看腻，不引进新的院线收入也能保证。而且加入和谐度审查后，外国新片合规的就不多了，加上国家也没钱引进大片。
几点因素综合，国内从81年开始，陆续饿死散伙的承包制小翻译社不少。
马风的“西湖翻译社”幸好是开在旅游城市，每年还能转型回头做涉外野导游生意。若是那些没有旅游资源的城市，承包制翻译社都直接关张了。
加上83年因为治安问题开始YD，《加里森敢死队》被停播，形成了一个严查暴力外国片的导向。
这一年中影发行放映公司总共的引进片指标，居然只剩11部，三大制片厂443瓜分，小厂更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这个数据，是闻莺刚刚告诉顾骜的，而闻莺的消息来源，其实还是平时给萧穗打电话，从沪江厂问到的内幕。
历史上，明年YD稍稍过去，译制引进放宽，但也不可能回到81年以前开闸放水一样的好日子了。
从84一直到90年代初，国内的行规会变成：中影发行每年只有50万美元，引进15部片子，一律老规矩，买断制批片，没有分账。
也就是说平均每部电影只会给外国资本家3万多美元，买5年随便放。
千万别觉得这个数字太抠了，外国大电影公司肯定不肯卖——历史上，史泰龙的《第一滴血》，就是被哥伦比亚影业以3万美元的价格，卖断了中国内地的5年放映权。那大约是85年之后引进的，还一度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约卖了两三千万人民币的票房，对于中影发行来说简直血赚。
《终结者》则是90年进入中国的，同样也就花了中影发行不到10万美元。不过好像美国人后来也学精了，不再允许你一放放5年，而是改成最多买断放3年。
顾骜陷入了沉思。
翻译社这点小钱，他当然是看不上的。马风虽然每年还给他分红，顾骜连账都懒得查（因为当初马风接单子需要沪江制片厂的关系，而萧穗有关系，所以其实是相当于给萧穗的分红）
不过，既然别人认了你当大佬，就该有做大佬的样子，要给兄弟们找出路，这样将来才能更加服众，江湖威望高涨。
不然留下一个“这个大佬就知道收保护费，马仔生意萧条了就一脚踢开不闻不问”，岂不是臭了名声。
顾骜是那种从还未大发之前就要老婆给自己拍纪录片，记录自己“一贯正确，立贴为证预测自己铁定牛逼”的人。
所以他非常爱惜自己的传奇名声，不想被人留下“原始积累阶段也很跟别人一样血腥、钱不干净、翻脸不认人”之类的印象。
后世那么多穷人为什么仇富？而且尤其是仇改开初年钻空子暴富起来的？不就是觉得他们不叫“奋斗者”而叫“既得利益”，一开始原罪不干净么？
顾骜希望明明白白让后世中国人心服口服：老子不但有钱，不但首富，而且从第一桶金就很干净，还很仗义，不靠利用完兄弟榨干价值就扔，想仇都没借口仇！
还是乖乖五体投地跪添喊爸爸吧！要仇仇别的富豪去！
于是，顾骜很自然而然地就仗义提出：“目前翻译社情况还挺得下去么？如果愿意全职跳槽的，只要经过筛选，能力合适，可以安排一部分去天鲲娱乐的营销部门。我具体找人安置。”
闻莺连忙笑着说：“还行，这不是跟顾哥您随便聊聊么，怎么就成哭穷了。再说，有些慕名来投奔的也没毕业呢，就算毕业了，国家分配也不好违抗啊，哪能一毕业就投奔外企。”
顾骜一想，确实是这个道理。
80年代早期，国家免学费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就是这点麻烦，你有义务为国家服务，服从国家分配。怎么也得干几年才好谈跳槽。
后世大学生或许羡慕“包分配”，但另一个角度看了，“包分配”也是对能人的一种制约，只是爽了无能的大锅饭者。
真正会搞事的大学生，说不定都希望看到一条体制外的出路，然后就掏个万把块学费给自己“赎身”。宁可不做公费生，也不承担服务国家的义务。
顾骜点点头：“也罢，做涉外导游也是一条路子，过几年再看吧。有困难随时找我。”
闻莺想了想：“眼下倒没什么大困难，就是咱家是受了‘招安’的，承包制提供一些导游服务，要给旅游局交管理费。但是这一两年私下里的黑导游野导游也不少，也是会外语的。他们压价拉客厉害，还不用交税交管理费。有些外国客人知道了黑翻译的价格，也不肯按牌价给了，所以生意有点乱。顾哥，我也不是给你添麻烦，听说你认识旅游局的领导，要是帮忙打个招呼，整顿一下市场秩序就好了。”
“这没问题啊，去年不就是经济犯罪专项整治嘛，无证经营和黑导游本来就是要打击的嘛。”顾骜这次答应得很爽快。
他内心甚至这么想：卧槽！我都不知道去年厉市长仇局长整顿西湖东线后，你们家都洗白了！哥还以为你和小马都依然是黑导游呢！
原来已经被招安了呀，那当然是严厉打击那些还黑着的家伙呢。
“那就谢谢顾哥了。”闻莺连忙道谢。
顾骜：“知道有哪几伙人么？主要在哪一代活动，我给仇清打个电话，让他带人去围（和谐）剿。”
闻莺犹豫了一下：“我打听到主要是北山路上，孤山白堤那一带，游船码头附近是黑导游扎堆的地方。另外两个点么，花港观鱼和曲院风荷/岳庙的游船码头，也是。”
顾骜：“行，我今天本来就是出来划船的，回头顺路先把孤山那伙人端了。你这儿有电话么？”
闻莺哆嗦了一下，指了指电话。
顾骜就当场给仇清仇局长去了个电话。
然后他咖啡也喝得差不多了，跟韩婷划船回回孤山码头还船。
闻莺看着顾骜飘然而去，心里有些后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