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电影节的悠久，戛纳电影节的人气，柏林电影节的专业，世界三大电影节关注度始终超然，即使近年来三大电影节的影响格局略有变化，但他们身上的光芒还是耀眼。自从2004年多伦多电影节的崛起之后，世界三大电影节悄然正在往“四大”转变，而这第四影展，就是新贵多伦多电影节。
第四影展的崛起，与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提前有直接关系，而电影节和奥斯卡之间的关系，还要追述到一个专有名词，“冲奥”，这并不是代表着冲击奥运会，而是冲击奥斯卡，“冲奥”相伴而来的就是学院公关，也就是让韦恩斯坦兄弟扬名立万的人际交往手段。
学院公关其实不是从来就有的，“冲奥”一词更是闻所未闻，这一切都是伴随着1999年第七十一届奥斯卡上，米拉麦克斯的“莎翁情史”战胜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的壮举而出现的，哈维·韦恩斯坦用他的吸引眼球的战术一次又一次地将巨人绊倒。从此，每年的颁奖季从十二月开始演唱到整个后半年，奥斯卡从一场赛马变成了马拉松。颁奖季之中，作品的出色是第一要素，而学院公关则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如果将奥斯卡形容为电影世界中的一场年终总决赛，历史优秀的欧洲三大电影节无疑就是三大满贯般的崇高地位，而后起之秀的多伦多，依靠着其规模和影响力，逐渐在第四大满贯的位置上站稳了脚跟。
多伦多电影节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容量，在于无所不包的“世界电影”，每年将近三百部电影上映，百分之九十都是北美首映。在多伦多，观众们买到的不仅是电影票，更是一台时光机，因为这意味着能比别人早上半年甚至一年看到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而对于普通英迷来说，这里就像是一个探险节目，可以在这里发现尚未被人熟知的瑰宝。想象一下，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属于自己的宫崎骏、詹姆斯·卡梅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那种伯乐的心态足以让人飘飘欲仙。
由于没有正式的竞赛单元和电影市场，多伦多的气氛比起三大电影节要轻松、自如许多。最重要的奖项“人民选择奖”完全是观众投票的结果，这也使得多伦多电影节上，电影的主创人员与观众们无比地接近。而多伦多的观众，恰恰是世界上最热情的观众，他们用一颗包容的心，把电影的主创人员送上了至高的地位。
当年，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记忆碎片”在经历了圣丹斯电影节的好评之后，但依旧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经过大半年之后，他又带着这部作品来到了多伦多。克里斯托弗·诺兰回忆当初的情形时说道，“当我坐在多伦多的观众中，听到他们以之中非常主流的方式接受这部影片——观众和故事之间建立起了非常明确和顺畅的沟通关系。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可以在更大规模上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拍一部大电影，让人们理解它，回应它。”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提前一个月进行之前，大部分冲击奥斯卡的作品会在十二月上映，因为刚好可以挣三个月的票房，用这笔钱支付打广告的费用。现在，奥斯卡提前了一个月，这也就意味着作品的发行时间也将提前到十一月，那么九月份举行的多伦多电影节就成为了首映最合适的地方。多伦多电影节会有数不清的美国媒体——这就是多伦多比威尼斯占优势的地方——来到这里，平均有超过一千五百名的记者，会对电影进行最合适的报道。其后，电影再安排北美上映，顺利冲击奥斯卡，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从多伦多电影节最后的大奖“人民选择奖”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属于观众的电影节。
1987年，全球最著名的影评人之一、普利策奖获得者罗杰·埃伯特从多伦多电影节发回报道，开篇第一句话是“据说多伦多有着世界上最高的人均观影程度，而电影节进行了五天之后，我开始相信了。”十年前，第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的他，在卡尔顿酒店结识了一位朋友。这是一个留着大胡子、带牛仔帽和抽古巴雪茄的男人，他热情地邀请罗杰·埃伯特去参加当年九月份举行的多伦多电影节。
这位达斯蒂·柯尔是多伦多电影节的四位创始人之一，他自称是一名房地产商，但真正的工作似乎是结交每一个人。他在当年的戛纳还邀请来了“洛杉矶时报”、“纽约日报”、“村之声”等几家美国权威媒体的影评人，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当时加拿大已经有了一个颇具国际影响力的蒙特利尔电影节，加拿大媒体对多伦多反应相当冷淡，几乎没有人进行报道。然后，达斯蒂·柯尔借助着自己的朋友，却让多伦多电影节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媒体中造出了声势。当然，当时的所有人也想不到多伦多如今的规模。
无论在多伦多、圣丹斯、戛纳或者某个亚非拉电影节，在美国媒体中你都能看到许多带着一顶特制银色牛仔帽的人们——这意味着他们都是达斯蒂·柯尔的朋友。这些人中甚至包括着大名鼎鼎的韦恩斯坦兄弟。
达斯蒂·柯尔和他的朋友们，本着分享的精神，创立了多伦多电影节，这也使得了多伦多成为了观众们尽情分享对电影热爱的天堂。
1979年，多伦多人民选择奖颁给了“最佳男孩（Best.Boy）”，它最终获得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这是人们第一次察觉到多伦多在发掘影片上的潜力。1983年，又一部多伦多人民选择奖“大寒”成为北美票房黑马。次年，科恩兄弟带着“血迷宫”在多伦多横空出世，这部影片被认为标志着美国独立电影时代的到来。但是，当时却是四处碰壁，一直到了多伦多才找到发行商。而当时，要到第二年，圣丹斯才举行了第一届号称独立电影天堂的电影节，韦恩斯坦兄弟也尚未涉足独立电影领域。1989年的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罗杰与我”在多伦多获得人民选择奖，引发了大制片厂之间的出价竞争。
1992年，昆汀·塔伦蒂诺带着“落水狗”在多伦多北美首映，并摘得影评人费比西奖，这是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生涯的第一个奖。从此，好莱坞和欧洲都逐渐把眼光投向多伦多。在加拿大国内，多伦多在与蒙特利尔电影节的竞争中也完全占据了上风。后者由于政治约束和不够民主的管理方式而丧失了一部分影响力。但是，在达斯蒂·柯尔的精神指引下，多伦多一直唱到各个单元的负责任有着选片的自由。聘请经验肺腑、对自己的品味负责的选片人是多伦多成功的关键。也许，只有在这里，观众可以仅仅凭借对某位选片人的信任而观看自己并不熟悉的片子。
从主流商业片到独立电影再到重口味类型片，多伦多的口味十分包容，这让它成为名符其实最“人民”的电影节。在每年十月举办的纽约电影节由于规模所限，选片的口味过于精细、接近欧洲，人只有多伦多这样的巨无霸才能称得上是“大众”，它比任何一个美国电影节都更加“美国”。
对于多伦多这样一个属于人民的电影节，加拿大热情好客的人们，会用最礼貌最热情的方式迎接世界各地抵达这里的客人。
1996年，法国女导演克拉尔·丹尼斯的“不知不觉爱上你”在多伦多电影节上映。开场前十五分钟，一个法国男人带着六七个时髦漂亮的女郎走了进来，坐在预留的VIP作为上，他们边走边大声地议论着。电影放映一会之后，这群人走到了过道上聊了起来。电影结束前十分钟，法国男人终于回到了座位上，但当银幕上开始出字幕的时候，他又和旁边的人大声说起了话。这时，坐在他身后的一对中年夫妇忍无可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先生，你实在太粗鲁了。”这人站了起来，没有进行眼神接触，带着他无比吃惊的同伴们随即离开了。这时，电影院里的其他观众告诉这个勇敢的男人，“你刚才撵走的是戈达尔。”
戈达尔，法国新浪潮的代表导演，1983年还凭借“芳名卡门”拿下了金狮奖。
男人的妻子调侃说，“他可喜欢戈达尔了，真是完美！”这对夫妇是电影院中唯独没有认出戈达尔的人。
多伦多的观众素来以热情和有礼貌著称，几乎每部在多伦多电影节上映的影片，无论是好或坏，都会在结束时获得观众的掌声。这种“过度”的礼貌几乎成为电影节被人诟病的一个地方。
众所周知，加拿大人素来以有礼貌而著称，甚至有笑话说，即使在除了自己没有别人的房间当中，加拿大人打了喷嚏之后也会紧接着说“对不起”。他们的彬彬有礼可以用令人头疼来形容。所以，在多伦多，明星们不用担心会被过度刁难，因为加拿大人会让客人们宾至如归的。
同时，多伦多还是全球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移民的贡献得到充分承认，这也使得多伦多总是青睐能够反映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传递正面信息的温情影片。像“美丽人生”、“天使爱美丽”以及“卧虎藏龙”这样鲜明异国风情的外语片，也总是能够在多伦多得到热情的拥抱。
这一切的一切，使得多伦多成为了北美市场的试金石，也成为了奥斯卡公关道路上的起点，更让多伦多电影节在第四满贯的位置上逐渐烙下了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