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贝尔和朱庇特的聊天因为用餐的开始而暂时到了一段落，但是两个人却时不时会闲聊两句。今天这个结婚的场合，埃文·贝尔意外认识了朱庇特，认识了这个十六岁就意外怀孕的少女，不得不说是一个巧合。
在美国，青少年意外怀孕的情况并不是太稀奇，而在美国这个大环境之中，处理办法也是各种各样的。将怀孕和青少年连接起来，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其实何止是在美国，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因为价值观的不同，也都会导致不同的争议。争议无非也就是围绕着责任和人权展开的。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青少年怀孕这件事本身，为什么会意外怀孕，为什么不做好安全措施，为什么要偷尝禁果，这又到底是谁的错，谁应该负责任？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推卸责任这件事都是十分泛滥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但是这一种情况在东方文化之中格外明显。
在东方文化之中，当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人们会开始谴责青少年不知检点，年少怀孕甚至会成为败坏家风的代表，让全家人都成为被人耻笑的对象，所以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大部分的家长都会开始互相推卸责任，指责是对方的错，然后这种推卸责任的行为又延伸到孩子身上，使得整件事情就变成争论的焦点。很少有家长能够冷静而正确地看待这件事。
但是把问题剖析开来看，这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青少年会去偷尝禁果呢？正是因为这是“禁止”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那些被冠以“禁止”名头的书籍、电影、作品往往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好奇心。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开放的年代，其实孩子们有无数的途径去了解所谓的“交配”过程，但在校园课堂之上，性教育依旧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话题而已。老师们愿意花整节课的生物课去讲述花粉如何传播并且与花蕊结合最终完成植物的交配与繁殖，但当生理卫生里关于人体那一页出现的时候，一句“自学”却成为了老师们逃避现实、推卸责任的最好借口。
自学？如何自学？找一个异性同学进行实际探索？那么所谓的避孕、所谓的意外又该如何避免，这根本就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而当问题出现之后，家长、社会却又迫不及待地指责青少年的错误，根本看不到他们在教育上的失职在这个事件之中占据的位置。青少年，本来就是缺乏自我控制、缺乏自我判断的年纪，如果监护人没有起到监护的职责，那又有什么意义？这种社会的推卸责任，延伸到家长身上，继而延伸到青少年身上，那么就是整个社会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体现。这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漏洞。
同样的问题在西方文化之中，也是存在的。虽然西方文化之中对于青少年怀孕这件事并不会那么严肃地对待，但其实也是存在的，包括美国、英国这些所谓的先进国家之中，人们看待青少年怀孕的问题也许不会那么赤果果，但是当一个三十岁的妇女带着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社会底层挣扎时，社会的目光也没有那么和善了。这其实就是一种隐性的推卸责任。
西方文化对于责任的推卸是冷漠，当青少年意外怀孕之后，他们会高喊着人权、高喊着生命万岁，然后呼吁青少年应该把孩子生下来。但是生下来之后的问题呢？却是整个社会的毒瘤，多年累积下来也始终无法解决。
青少年拒绝把孩子生下来，那么在西方文化之中，堕胎这个敏感话题就会触怒太多太多人，从宗教到政治，甚至于偏激的情况之中，美国还出现了射杀堕胎医生、放火烧掉允许堕胎的医院的情况；青少年把孩子生下来之后，但是社会却又无法给与这些孩子们一个妥善的生存环境，人们就看着这些青少年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所以，情况又来到了第二个部分，青少年怀孕之后，是否应该把孩子生下来？如果生下来了，又应该如何？而这个问题则在西方文化之中发生更为强烈的碰撞。
东方文化之中对于责任、家庭、幸福感等问题的定义影响下，堕胎文化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即使第一个部分的意外出现之后，解决往往是按照这个路线“杜绝后患”的。但是在西方文化之中，对于这个问题却延续了多年的探讨，始终没有得出一个结果。
在西方，支持堕胎的人也是存在的，他们认为怀孕十二周以内进行堕胎的话，婴儿还未成为完整生命，因此不涉及扼杀生命的问题。同时，现实中很多怀孕并非出于男女双方的一员，比如被强奸怀孕以及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无意怀孕。这样的小孩即使没有被堕胎，出生之后遭到虐待或者遗弃的可能性也非常高，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堕胎非法化本身也无法杜绝堕胎，只会导致人们通过各种隐蔽途径进行堕胎，反而容易导致母亲的身体健康出现意外。当初迈克·李拍摄的“维拉·德雷克”讲述的就是这个敏感问题。
而反对堕胎在西方文化中则是占据绝大部分的，他们大多都是基于道德或宗教信仰提出一项却也是最坚定有力的一项反驳意见，那就是没有出生的婴儿同样是人，生命开始于受孕，那么婴儿也就拥有人权，堕胎其实就是一种谋杀。至于所谓强奸而导致受孕的情况，应该谴责和制裁的是强奸和乱伦行为，而非由此产生的后果。
以美国为例，这种情况在布什政府期间，是反对堕胎的，整个社会都在谴责这种行为，也使得社会上反对堕胎而出现的激进行为层出不穷；但是到了奥巴马政府，在这个立场上则倾向于支持堕胎。其实这也是政党的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整个党派的保守、激进立场导致了这种支持的变化。
总体来说，在整个西方文化之中，对于堕胎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
那么如果说青少年意外怀孕之后，把孩子顺利生下来了？难道事情就解决了？显然不是，这也是第二个部分之中延续下来的后续问题。
青少年，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没有任何生活保障，甚至于性格都没有定性下来，成年之后的未来一切未知，性格和个性也还在形成过程中，多出一个孩子之后，对于青少年来说就是人生的巨大转折点。
许多青少年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因为生活沦落到贫困程度，政府的资助根本无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所以直接就导致了孩子被遗弃甚至虐待的几率直线上升，这也是对所谓的人权最大的一个讽刺。
就算这种极端的负面情况没有出现，青少年顺利把孩子带大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三十岁的中年女士或者男士，带着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在社会的中下层挣扎，只能苦苦地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青少年在抚养孩子过程之中承受的压力，已经青少年情感生活、经济状况的巨大变动，都会对孩子带来十分可怕的负面影响。最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富越富，贫越贫，这种社会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当然，为了避免以上情况的出现，还是有其他选择的，比如说父母帮助青少年养大孩子，这是一种。再比如说，将孩子送到福利机构，又或者是寻求收养家庭，依靠政府的调配来解决问题。但在西方世界中，多年的运行下来，情况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是让政府机构的负担逐渐上涨；二是收养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始终无法缓解局面。
这种局面第一是牵扯出青少年不愿意正面承担责任、只是在逃避问题的指责；另外，这还会牵扯到青少年反悔了，希望把孩子要回来；又或者是收养家庭对孩子不满意；又或者是收养系统的考察出现问题，收养家庭出现虐待等恶劣的情况……这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又将会形成另外一个问题。
总而言之，青少年怀孕的情况，轻而易举就可以牵扯出一大堆的问题。生，还是不生；养，还是不养。这都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中牵扯到的道德、法律、宗教问题，有着无数种可能，甚至可以说严重一点，这是对于整个社会责任感的考验，同时也可能加重整个社会的负担等等。
埃文·贝尔两世为人，接受过东方的文化教育，也了解西方文化的精髓，但对于这种情况，依旧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毕竟，这是一个责任、道德和生活、个性、人格交错在一起的复杂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可能会衍生出不同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往往都会十分让人沮丧。
很难想象，在青少年时期的一个意外，或者说一次尝试，就可能导致社会问题，又可能改变自己的一生，这实在是有些危言耸听。
但是，埃文·贝尔刚才在朱庇特的身上，却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也许，青少年怀孕问题还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