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弱者和愚者将沦入深渊，强者和智者则将获得巨利。南洋联邦虽然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并且在朝鲜半岛的战争中出了大力，但一直尽量地不让人有南洋联邦是美国的忠实佣从的认定。换句话说，如果朝鲜半岛不是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南洋联邦不会出兵；而印度支那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大义的名分，南洋联邦也不想背上殖民者帮凶，帝国主义走狗的骂名。
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兴起，多数都对美国表示仇恨和不满，南洋联邦一方面从山姆大叔兜里掏钱，一方面也在谨慎地保持距离，并适当地给予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援助，使他们不致于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南洋联邦身上。
这是一个平衡的需要，要有高超的手腕，睿智的头脑，深远的眼光，精准的判断。对此来说，黄历是一个作弊者，他能在最恰当的时候，利用最小的代价，而得到最大的好处。这与财大气粗的美国不同，更需要的是技巧。
同时，南洋联邦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指手划脚过，这又是与美国最大的不同之处。
印度支那是个很复杂的，牵扯到各方利益的角逐场。黄历对此加以关注，并不象对日本那样更多的是出于厌恶之心，而是关系到南洋联邦的具体利益。当然，出手的时机和方式，要精确地掌握，起码帮助法国人，在黄历看来是名不正，言不顺，而且是得不偿失的。
同样，对于越盟，黄历没有什么好印象。一个反复无常、忘恩负义的民族组织，一个唯利是图的墙头草，一个残忍自大的党派。
谁能想到，历史上当越盟取得最后的胜利没多长时间，便开始了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如同一九五五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越南人有其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但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中国。
对于中国，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把那种警觉隐藏得更深，因为在当时唯一使美国在战争升级时也未对北越发动进攻的支柱，就是站在它身后的共产党中国。美国人不愿意与共产党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且担心战争扩大到更多的国家。
当然，那些被驱赶出境的中国侨民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身穿绿色军装的越南军人和警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出越南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无所有。
那次强制性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强硬冷酷的态度。上百万的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和商人以及由于参加过前政府各种组织的人被送往叫作“新经济区”的原始的热带森林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居住的地方。越共把他们送到那儿，告诉他们要么想办法活下去，要么就饿死在那里。
虽然中国曾经毫无保留地作出一切自我牺牲来援助北越进行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战争，但越共政府还是很容易地利用历史上中国皇帝对越南一千多年的控制煽动起与中国人的对立和恐惧；他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把十二年来的“中国同志”变成了“战争赌徒”、“企图控制越南的霸权主义者”。越共政府努力使越南人民相信，“中国是真正的、自古以来的敌人，一直想统治印度支那，尤其是越南，就象一千年前那样，只有苏联人是朋友，真诚的社会主义朋友。”
胜利之后的越共不无欣喜地回忆着他们是如何从美国人手中夺走一千五百亿美元和五万八千条生命的过程，极力表现其大获全胜之后的民族骄傲感，同时也要掩饰那个国家陷入的自相矛盾的荒谬狂妄的窘境——尽管它每年可以得到二十亿美元的苏联援助，但是越南始终处在极端的贫困之中。
对待一个它根本不关心，但是又时刻困扰着它的社会现象——极度贫困，越共政府一方面派兵入侵邻国柬埔寨，一方面挑起它的前盟国中国的争端，以此来转移人民对它的强烈怨恨之情和世界舆论的视线。
是的，战胜了美国后，越共认为自己已经成就了“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它的一百二十万军队是世界上第四大常规军，挑起民族之间的仇恨，是越共政府成功地用来迷惑人民推翻南方政府的手段，之后它又会非常成功地把广大越南人民引向了两个邻国：柬埔寨和中国。
尽管黄历知道这些历史上的悲剧，但令他痛苦的是，对于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看着中国在无私地对越南尽着共产主义义务，他是又气又急。自己国家的事情还没搞定，却要牺牲发展的时间和物资，支持一个白眼狼的所谓独立战争？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支援了越南二十多亿美元啊，把这些钱用在国家建设上，那——真是，让黄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黄历一直想尽力避免与中国的对抗，但朝鲜战争被他猛抡一棍阻止了，但印度支那战争，他却很头痛。由于法国人的愚蠢和自大，本来有可能在越盟弱小的时候便一举将其消灭的，但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越盟越打越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了。
另外，黄历争取在对日和会上邀请中国，也是想有一次正式接触的机会，对印度支那问题进行沟通和试探，以决定在何时出手才最有效。早了，法国人作梗，而且会背上镇压反殖民民族运动的罪名；晚了，面对泥潭一样的残酷丛林战争，黄历也有些生畏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