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时以支援武装斗争的方式输出革命的对象遍及亚非拉，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影响极大。
印度有以查鲁·马祖达为首的“印共”，在大吉岭地区的那夏巴里组织农民暴动，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并杀死乡村精英：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用马祖达的话来说，“这种肉体消灭扫除的不但是个人，也是个人所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威。”在这种杀戮中，那夏里特运动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他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双手和头颅，肢解肢体。马祖达甚至还宣布说：“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拉丁美洲，中共六十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六七年拉美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其中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的女兵单位，叫作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一些武装暴力斗争。
在非洲，中共的输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独立运动相联系，然后是和独立后由谁掌权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相关联。在六十年代中期，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中国接受训练，然后返回国内开展革命运动。
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地区——东南亚，因为这个地区邻近中国，这个地区的多数共产党组织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老挝作为公开的反美战场，所以被中共视为世界革命的爆发点。
中共的友好邻邦柬埔寨有好几个省份受到在中共影响下的“造反”的困扰。西哈努克政府被迫驱逐了两名中国专家，又拿受中共支持的华侨学校开刀，限制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控制课程，不准散发毛泽东语录和像章。并且派外交大臣访华，要求中共放弃在柬埔寨的文革宣传，但中方却反过来要求西哈努克“允许在柬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爱社会主义、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这一要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震惊，他的理解是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在气愤中，他下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后经周恩来的苦心劝阻而没有实行。
在缅甸，中共大使馆和新华分社成了文革宣传中心，尤其是鼓励华侨学生佩戴毛章，携带毛著进入学校。这种文革宣传加深了缅中之间本来就有的北京支持共产党游击队问题上的矛盾，缅甸政府下令禁止戴毛章携毛著，开除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中缅矛盾的恶化使得缅甸国内出现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武官处和使馆都受到冲击，十多名华侨和一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共作出强烈反应，北京举行二十多万人游行示威，毛同意提打倒奈温的口号，群众示威中随即打出“绞死奈温”、“油炸奈温”的标语。
在中国的北邻蒙古，文革爆发后很多中方人员要求在华侨学生中组织红卫兵，被代办劝阻，但其他形式的文革行为非常激烈。蒙古政府不能容忍这种宣传，寻找藉口将三名华侨学校教师驱逐出境。中方人员在车站为这三个人举行“欢送”仪式，用“读毛语录，喊文革口号，唱《国际歌》”来表示抗议，结果和蒙古警方发生冲突。
获悉消息的国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异常气愤，转而以蒙古驻华大使司机在友谊商店门口开车时不慎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头像的海报为由，围攻这位司机，焚毁了汽车。这位司机随即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在途经二连浩特时又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从火车上揪下来，强迫站在高凳上为他破坏毛泽东圣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斗。中蒙关系就此事进一步恶化。
中国的西邻、喜马拉雅山麓的尼泊尔文革前也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在尼有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修建公路和水电设施。文革中中方造反派在中尼边境树起标语牌，要推翻尼泊尔君主制。中方在尼人员也积极活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让中方限制出售毛语录和佩戴毛章，但中方人员仍然我行我素。尼政府采取措施搜查尼中友协，没收文革宣传品，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图片展览橱窗，并和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的中方人员在现场发生冲突。中方强烈抗议，指尼政府同美国勾结，结果尼政府要求中国撤走部分驻尼人员。
在非洲，肯尼亚政府宣布中国代办李某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肯尼亚，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国大使馆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和抗议坚持散发毛章毛著。加纳甚至为同样的原因和中共断交。
古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两党两国关系一度非常密切，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有诸多共同点，都急于超越苏联，依靠革命觉悟和精神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国际政策上反对苏联主张的“三和”政策。但两国却在文革时期公开决裂，虽然古巴和中共决裂有哈瓦那难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保持平衡的深层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无忌惮的文革宣传无疑是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在古巴和中共翻脸后，中方立刻便说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
据统计，在文革期间，和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八个国家中有近三十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而和中共发生外交纠纷，这些事件在当时被说成是国际帝修反的反华行径，反而又加剧了国内民众的情绪，认为中国被帝修反所包围的恐惧导致了革命的更加狂热。
于是，在中国国内高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时，中国却正在被帝修反等“国际阶级敌人”所包围。
中共不顾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与国之间起码的行为规范，向外输出革命和毛主义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使它处于空前的国际孤立状态，甚至连长期的友好邻邦也都翻脸，但这种自己制造的困境却被宣传成是“帝修反”包围和灭亡中国的阴谋，反过来更刺激了国内的政治紧张气氛。
如果说文革对中国的国际关系造成了极恶劣的后果的话，对于国内更是一场灾难。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陷入混乱。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在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
自六十年代末开始，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距离，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一九八二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在对待人类共有的和本民族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就乃至行为规范上，苏联和中国有着极大的差别。苏联的文化革命虽然打击了所谓“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但却没有导致否定整个人类文明和俄国文化传统，相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不放弃政治教育的前提下，对提高整个人口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素质作了很大的努力，现代文明还是被追求的目标。对文化传统更容忍，对人性更为理解和尊重。
但中国的文革影响所及，造成的后果却是非常相似，只是程度的不同，都是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传统价值被颠覆，伦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毁，和平生活被破坏，真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