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七日，罗耀武以战区总司令的身份，召集上百名敌后游击队指挥官，在邻近前线的兴隆县召开了一次战前大会。
让罗耀武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军队的备战速度比美日联军慢得多。
数日前，罗耀武将部署在唐山的第四十集团军与几个新编集团军撤了下来，主动放弃了守卫唐山的想法，然后用第四十集团军加强了遵化的防御部署，第二十七集团军则撤回后方充当预备队。
这个时候，罗耀武就知道，美日联军正在为攻打京津地区做准备。
六月十四日，罗耀武收到了军事情报局提供的确切消息，已经完成重建工作的美军第二骑兵师到达沈阳，最迟将在十日之内开赴前线。虽然第十山地师的重建工作遥遥无期，但是美军正在扩充几个参战半年以上的国民警卫队师，比如第六十七步兵师、第七十三步兵师与第八十四步兵师。这些都是美军国民警卫队中的精锐部队，又获得了实战经验，整编后的战斗力不比主力师差多少。
最重要的是，美日联军正在大力向前线运送作战物资。
虽然秦皇岛港还没有修复，美日联军的运输船只最多只能到达葫芦岛市，然后从山海关运入华北。因为第十五集团军在从山海关撤退的时候，撤底炸毁了几座高架铁路桥与铁路隧道，第四十集团军也炸掉平泉县境内的所有铁路桥梁与铁路隧道，使得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铁路干线全面瘫痪，美日联军至少得花三个月才能使铁路通车，所以美日联军的后勤保障主要还得依靠公路。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难倒美日联军，凭借十多万台重型卡车，美日联军每天能向前线运送数十万吨作战物资。照此速度，只需要一个月，美日联军就能在前线囤积足够发动一场战略进攻的弹药物资。
所有迹象都表明，美日联军肯定会在七月份再次发动进攻。
当然，从美日联军的兵力部署来看，最有可能在七月中旬与下旬发起进攻，在七月上旬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即便如此，局势仍然很不乐观。
原因很简单，不管罗耀武尽多大的努力，东北军最快也只能在七月底恢复战斗力。因为美日联军在停止地面进攻之后，并没有终止空中打击，反而因为不再支援地面作战，增强了纵深遮断打击的力度，使得中国军队的后勤保障很成问题，所以按照罗耀武的估计，也许要到八月份，东北军才能再次获得作战能力。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的备战工作几乎比美日联军慢了一个月。
毫无疑问，这个差距，足以决定胜负。
即便到七月份，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将大大增强。因为狄劭康给予了罗耀武全力支持，所以仅在七月上旬，北方战场就能增添上百架J-20战斗机与几架大型预警机，地面防空雷达的组网工作也将在六月底完成，到时候北方战场上的防空力量将大幅度提升。问题是，这不能改变双方空中力量的优劣对比，美日联军仍然拥有较为明显的空中优势，中国空军只是削弱了对方的优势，并没有取得优势。
一个月，足够美日联军杀入北京了。
要在北京城内打一场保卫战，就算打胜了，北京也会变成废墟。
受此影响，罗耀武必须想方设法的拖住美日联军的备战步伐，让美日联军无法在七月份发起进攻。
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尽可能的动员游击队。
事实上，罗耀武能够动用的，也只有游击队了。
东北军的主力部队正在进行整编，主力集团军还得花时间适应新式装备，新编集团军则在加强日常训练。罗耀武在华北地区动员的民兵全部用在京津防御部署上，即帮助主力部队修建防御阵地。
当时，能到敌后活动的只有游击队。
不管怎么说，罗耀武在东北游击队里的威望非常高。接到消息后，各游击队不是派一把手回来，就是派二把手回来，而且都在两天内赶了回来。
只不过，这次会议并不轻松。
第一天上午，主要讨论的就是各游击区的支援保障问题。
虽然在东北军撤入关内之后，东北地区的各游击队基本上不再依靠中央提供的支持，大多自生自灭，所需的物资装备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这一点也体现在了游击队的基本装备上，即游击队的主要武器都是美日联军的标准口径，即便是一些中国军队留下的武器，也都做了改进，以便使用美日联军的弹药。但是在某些方面，游击队仍然需要后方支援，比如大多数游击队都缺乏医疗物资，特别是用来治疗创伤的药品，而这些物资大多通过伪装成平民的民兵送往游击区。
当然，游击队最需要的，还是可靠的战术情报。
在敌后游击战中，一条及时准确的情报，比任何资源都要宝贵。甚至可以说，游击队绝大部分胜利都与及时可靠的情报有关，而所有失败的袭击行动，都在情报上出了问题，有的时候还因为错误的情报葬送了游击队员。
对于游击队提出的要求，罗耀武给出了明确答复，即中央将尽力支持游击队。
到了下午，会议才进入主题，即游击队从六月下旬开始，必须增强出动力度，扩大敌后游击战的范围与规模。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部分游击队指挥官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即敌后游击队在国家武装力量中的地位。
游击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
对这个问题，美日联军给出了极为明确的答复：游击队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
也就是说，美日联军并没有把敌后游击队当成中国的正规军事力量，而是将其当成了非政府组织的武装力量。
如此一来，游击队的基本权利就没有任何保证可言了。
反映在现实中，那就是游击队员在战斗中被俘之后，要么被敌人就地处决，要么被关进美日联军设在冲绳群岛上的集中营。
当然，这不是战俘集中营，而是战犯集中营。
事实上，绝大部分被俘游击队员都被就地处决了。主要是，在战线后方活动的主要是日军，而在之前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一直对日军不客气，比如第十六集团军在彰武会战中将数万具日军尸体钉在了木桩上，而且中国军队一直在暗中处决日军战俘。受此影响，日军对游击队也很不客气，基本上不收俘虏。
相对而言，美军对待游击队员的方式还比较温和。
这种你死我活的局面，使得游击战变成了有去无回的决死战。
不可否认，几乎所有游击队员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游击队员都有亲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问题是，扩大敌后游击战的规模与范围，肯定会牺牲更多的游击队员。
如果不能给游击队一个正当的名分，游击队员凭什么做出牺牲？
对罗耀武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虽然从个人原则上出发，罗耀武一直将游击队当成正规军事力量，而且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罗耀武还派遣了不少正规军的军官去指挥游击队，甚至出动特种部队，配合游击队进行敌后游击战。可以说，现在绝大部分游击队的指挥官都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与特种部队的配合中成长起来的。但是罗耀武只是战区司令，即便获得了部分政治权力，却不能代表整个国家。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只是游击队性质这么简单。
想得深入一些就能发现，“游击队性质”只是一个表象，背后的主要问题，还是游击队的利益，特别是游击队在国家军事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以及游击队员在浴血奋战之后，到底能够得到哪些好处。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考虑个人问题，未免太低级了一些。
可现实就是如此，游击队员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献出了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总不能什么追求也没有吧？
个人追求也是追求，而且在某些时候，个人追求与民族大义并不矛盾。
比如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几名游击队的指挥官提出，在经历了这场浴火重生般的战争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一种什么样的基本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
事实上，这就是游击队抗争的根本所在。
游击队员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希望在击败敌人之后，建立一个更加开明的政权。
毫无疑问，罗耀武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受此影响，这次原本计划只进行一天的会议，在当天结束之后并没散会。
下午的会议结束后，罗耀武就与推选出来的几个游击队代表返回北京，其他游击队的指挥官则带着新式电台回到了游击区。当时，罗耀武希望所有指挥官都留下来，但是最后他没有挽留那些打算离开的指挥官。
个中缘由，罗耀武心里也很清楚。
游击队指挥官在这一天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向中央政府发难。出于自身安全，游击队指挥官肯定不愿意留下来。
最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暴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