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判断后，联军指挥官立即下令，让处在火箭弹弹着区域里的作战飞机紧急疏散。
火箭弹的速度比不上弹道导弹，飞完二百四十公里，至少需要五分钟，而战斗机能在两分钟之内飞行三十公里，离开火箭弹的打击区域。沉着应对的话，联军有很大的把握避开这轮攻击。
可惜的是，并非所有飞行员都能沉着应对。
联军指挥官下达命令后，前线飞行员顿时紧张起来。
志愿军的电磁攻击早已名声在外，在“雷霆”行动之后，韩国当局甚至下令，志愿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在大首尔地区进行电力管制，即临时停电，以免重要的国家战略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不管这么做有没有用，至少韩国军民对电磁攻击心有余悸。
疏散中，首先出错的就是韩国飞行员。
当时在盖马高原上空的F-16K机群接到命令后，惊慌失措的领队长机没有及时下达转向命令，而是在转向之后才想起应该叫上编队里的其他战斗机，结果两架F-16K在慌乱中相撞，一截断裂的机翼砸中了第三架F-16K，导致三架战斗机坠毁，只有第三架F-16K的飞行员及时跳伞。因为联军的通信指挥系统随后瘫痪，所以这名韩国飞行员在人民军控制区内忍饥挨饿三天之后，不得不为了一碗热饭菜而走出藏身的密林，向几名扛着长矛人民军民兵投降。
类似的事情，至少发生了五起，只有一起是美军战斗机。
可以说，在志愿军发射的火箭弹落下来之前，联军的指挥系统就彻底瘫痪了。
即便绝大多数战斗机都没有相撞坠毁，但是在仓皇疏散的时候，没有任何飞行员会在乎上面的命令。
结果是，至少有三分之二的韩国战斗机在疏散的时候，丢掉了携带的弹药。
美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支F-15E机群在撤退时，把数十枚昂贵的精确制导炸弹丢到了一座村庄附近。虽然只有几枚炸弹爆炸，摧毁了村子里的几栋建筑物，炸死了一些村民饲养的牲畜，而大部分村民已经撤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些炸弹还是成为了朝鲜政府宣传美军滥杀无辜的铁证。
疏散造成了混乱，不过也保存了不少战斗机。
因为美军花了大约两分钟计算机火箭弹的弹着点，然后做出战术决策，所以在宝贵的三分钟之内，大概有两百架联军的战术飞机选择了正确的规避方向，及时离开了火箭弹的打击范围。
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了。
要知道，分两个批次落下的八枚火箭弹，足以覆盖方圆四十公里、也就是大概五千平方公里的空域。因为火箭弹的撒布范围比较大，很多打击区域相互重叠，作战效率远达不到理论值，但是四百枚火箭弹仍然足以覆盖从西朝鲜湾到东朝鲜湾、北纬三十九度线南北的整条战线。
在这条东西长约四百公里，南北宽越一百公里的区域内，任何电子设备都将损毁。
根据联军的作战记录，短短几分钟内，至少有三百六十架作战飞机坠毁，其中包括那四架速度最慢的B-2A轰炸机，此外还有两架战略侦察机。因为预警机的巡逻空域远离火箭弹的打击区域，所以联军没有损失宝贵的预警机。
要知道，打到现在，联军已经损失了四架E-3C。
这轮打击，联军终于体会到了全面电磁战的厉害。
虽然有两百多架战斗机侥幸逃脱，但是联军已无心再战。大概是担心志愿军再次发动电磁打击，联军司令部紧急召回了所有战斗机。一些重载起飞的战斗机在返航时，不得不飞到海洋上空，丢掉笨重的弹药。
到这个时候，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糟糕。
原因很简单，在全面电磁打击下，不但通信指挥系统失灵，连侦察预警系统也受到严重影响。别的不说，E-3C就很难在高强度电磁干扰下工作，对战斗机类目标的探测距离骤减到两百公里以内。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无法发起空中打击，甚至无法派战斗机升空作战，也就没有必要担心志愿军会趁机发难，但是无法监视志愿军的一举一动，意味着联军失去了对战场态势的感知权，也就失去了主动权。
谁知道志愿军会在这个时候做什么？
不能派遣战斗机参战，不等于志愿军没有其他方式打击联军。在大气层外飞行的弹道导弹不会受到影响，那些非制导远程火箭弹也不会受到影响，即便是一些远程榴弹炮也能继续作战。
更何况，志愿军的地面部队已经渡过鸭绿江。
联军司令部别无他法，只能立即联系前线部队，让部署在外围防线上的第一陆战师、第三步兵师与第四步兵师出动侦察兵，越过实际控制线，深入敌后二十到三十公里，执行前进侦察任务。
不管侦察兵的效率怎么样，总得保持足够的警戒性，才能避免遭到突然打击。
只是，这道命令没有马上得到执行。
没有别的原因，正是志愿军发动的大规模电磁打击摧毁了地面部队的电子设备。虽然联军准备了备用设备，能够迅速让主战装备恢复战斗力，但是侦察兵需要的电台、导航定位系统却没有备份。
至少要等到数个小时之后，侦察兵才能出动。
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比如在盖马高原上，由第一陆战师守卫的龙潭、梨坡里、虚川与三岐里等地，则要等到十多个小时之后，才能获得必要的通信设备。
事实上，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联军司令部无法及时把命令下达给前线部队。
可以说，瘫痪的不仅仅是空中力量，还有联军的地面部队。
这个时候，联军指挥官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让担任警戒任务的E-3C与E-8C撤退到三八线附近。
战后，很多人都在讨论，联军前线指挥官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
从过去的教训来看，只有一种可能：联军指挥官担心志愿军使用射程更远的武器，用电磁打击对付联军的空中指挥平台。
如果联军坚持防御战略，那么把预警机后撤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这么一来，联军几乎彻底丧失了战场监控能力，从而错过了发现志愿军发动地面进攻的机会。
当然，严格说来，这不是错误。
如果联军没有撤走预警机，志愿军肯定会再次使用电磁打击战术，而且专门消灭联军的预警机。
也就在这个时候，志愿军的第三轮电磁战开始了。
这次，没有固定的目标，只是由远程炮兵定时向联军防线上方发射一批携带了电磁战斗部的远程火箭弹。
看上去，这么做毫无意义。
只需要一轮打击，就能摧毁联军的电子设备，完全没有必要重复打击。但是这么做肯定有理由，而直接的理由就是：持续不断的电磁打击，不但能够阻止联军修复电子设备，还能对联军的远程警戒系统产生干扰。
在电磁打击的干扰下，联军的预警系统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也就是说，就算E-3C与E-8C没有撤走，联军也很难在严重电磁干扰下，发现志愿军的地面部队。
只是这样一来，志愿军能够利用的进攻时间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持续不断的电磁打击，将大量消耗志愿军的库存弹药。虽然电磁战斗部并不贵，比很多精确制导弹药还要便宜，但是在战争爆发前，没人想过用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术作战，所以中国军队没有足够的库存。到黄峙博准备发动地面战争时，电磁战斗部的库存量仅有五千枚。以志愿军的作战消耗速度，能坚持八个小时就非常不错了。在此之后，志愿军地面部队就得顶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万幸的是，志愿军需要的就是八个小时。
第三轮电磁打击开始后，黄峙博亲自下达了总攻命令。
首先出动的，不是空降部队，而是已经到达前沿进攻阵地，而且隐蔽起来的装甲突击部队。
五分钟内，参与首轮地面突击的六个装甲营全部开出了进攻出发阵地。
此时，志愿军针对电磁战做的充分准备体现了出来。
说得简单一点，要在电磁战的恶劣环境下保持军事通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大量使用一些不易受到损坏的通信设备。
当然，不是通信兵，而是电台。
早在电磁战理论问世的时候，就有科研者发现，最容易在电磁战中受到破坏的是晶体管集成电路，而在电子时代被晶体管取代的真空管，反而不易被电磁波烧穿，也就不会被电磁武器摧毁。
正是如此，冷战期间，前苏联为了应付全面核战争，花了很多力气研制高性能电子管。
在叛逃到日本的那架Mig-25战斗机上，就没有一块晶体管电子板，而是全部使用了电子管。连美军的技术人员都不得不感叹，为了应付全面核战争，苏联把军事电子技术发挥到了极限。
为了准备这次进攻，黄峙博专门委托李国强，从军事废品仓库里翻出了几百台使用电子管的无线电台。
可以说，这就是志愿军的“秘密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