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叙军团这边，问题也很严重，不仅是中叙两军的矛盾，还有中国军队的内部矛盾。
最先叫苦的，正是叙利亚国防军。
只是，叙军担心的不是霍姆斯，因为到二十七日夜间，霍姆斯方向上的防线依然牢不可破。真正让叙军担心的，是戈兰高地方向上，因为向北突击的以军已经到达伊兹拉，威胁到了从大马士革到戈兰高地的公路线，而叙军部署在戈兰高地方向上的三十万大军，全部依赖这条公路线。
显然，叙军担心以军进攻大马士革是假，围歼戈兰高地守军是真。
当天晚上，叙军总参谋长就找到虞世辉，让他立即发起反击，尽快解决戈兰高地守军左翼遭受到的威胁。随后，阿萨德也给虞世辉打了电话，名义上询问战斗情况，实际上在向虞世辉施压。
问题是，虞世辉并不认为戈兰高地受到了威胁。
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近两个月里，中叙军团除了向戈兰高地运送了大量作战物资，还把第十三集团军的十支突击集群派了过去，而且始终让六支突击集群在后方待命，充当该方向上的预备队。
按照虞世辉掌握的信息，戈兰高地方向上的守军储备了数个月的作战物资。
更重要的是，蒋博文已经对部署做出调整，利用充当预备队的突击集群在后方建立了机动防线。
除此之外，虞世辉对战局的判断也很重要。
虽然当时虞世辉对以军的具体部署情况，特别是以军主力的动向也不大清楚，他还不能肯定巴拉姆把主力集中到了右翼，但是从前线反馈的战报，让虞世辉相信，以军确实把主力放在右翼。
当时，最主要的一个迹象就是，以军确实没有攻击戈兰高地守军的侧翼。
要知道，已经有情报表明，巴拉姆动员了五十个旅的兵力，如果主力在左翼，以军早就向西推进了。
虞世辉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该方向上的防御并不值得担心。
当时，虞世辉真正需要担心的，还是霍姆斯方向上的战斗。
二十七日凌晨，蒋博文就发出警告，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支援，比如让他从戈兰高地方向上抽调突击集群，就很难守住霍姆斯。虽然到了二十七日上午，蒋博文改变了看法，觉得不应该从戈兰高地方向上抽调兵力，特别是到了当天下午，随着以军逼近伊兹拉，蒋博文更加坚定了这个判断，但是他依然认为应该向霍姆斯增兵，即从第二十七集团军抽调部队，加强霍姆斯的防御。
显然，这与虞世辉的目的背道而驰。
在与蒋博文通了电话后，虞世辉在当天上午，制订两个火力支援集群专门为霍姆斯方向上的战斗提供支援。
虽然这个调整，对当天上午的战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蒋博文以非常微弱的代价挡住了第一装甲师的最后三轮进攻，但是到了下午，蒋博文还在请求支援，因为美军第三步兵师已经开了上来。
必须承认，蒋博文此时的做法，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
对的是，他手里的兵力确实不够。经过一天半的战斗，霍姆斯方向上的八支突击集群的战斗力已经下降了很大一截，而且持续的高强度作战行动，让蒋博文只能保证有四支突击集群在前线活动，另外四支突击集群必须撤下来补充电能与弹药，顺带让疲惫不堪的官兵休息几个小时。如此一来，蒋博文放在前线的兵力只有六千左右，而美军两个师有三万多人，第三步兵师就有一万八千人。更重要的是，叙军帮不上什么忙，只有几个精锐旅还能多多少少发挥点作用，其他的部队基本上就是摆设。打到最激烈的时候，蒋博文甚至得把形成整体的突击集群拆散使用，去加强叙军的防线。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蒋博文不这么做，叙军早就崩溃了。更要命的是，美军身后有十个以军旅，而且有三个是常备装甲旅，战斗力不比美军差。
可以说，霍姆斯方向上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蒋博文指挥的第十三集团军能够守住，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地面战平台在火力、机动能力、持续作战能力等各方面都比敌人的主战装备突出。比如在阵地防御战中，反装甲平台能够持续作战八个小时以上，而且备弹量高达两百发，而美军与以军的主战坦克最多只能持续战斗四个小时，备弹量不到五十发。除此之外，官兵的素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只要合理利用防御的有利条件，一辆反装甲平台能在阵地战中对抗五辆主战坦克，而且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取胜。
错的是，蒋博文错误估计了形势。
当时，他不但认为美军投入了第一装甲师与第三步兵师，还认为第四步兵师也在这个方向上，随时有可能杀出来。
果真如此的话，蒋博文的军队最多只能坚持到二十八日天亮。
当时，蒋博文提出支援，主要就是担心第四步兵师跟在后面。
所幸的是，这个担心很快就可以放下了。
二十七日夜间，罗林森与巴拉姆的矛盾全面爆发，关键就是第四步兵师，即第四步兵师应该放在哪里？
根据美军的战报，罗林森在二十七日夜间发现，中叙军团在霍姆斯方向上的防御力度已经大大降低。虽然这是个错觉，即当天晚上，蒋博文从前线撤了两支突击集群下来，以便迎接二十八日凌晨的激战，因为按照他的判断，如果第四步兵师在这边，二十八日凌晨就免不了打一场大决战。当然，蒋博文这么做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即他留下的两支突击集群很有可能被美军击溃。但是对罗林森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即非常值得在霍姆斯方向上加强进攻，按照他的判断，如果第四步兵师能在二十八日赶到，他就有绝对的把握突破中叙军团的防线。显然，实际情况肯定没有这么理想，因为第四步兵师最快能在二十八日清晨赶到，美军在二十七日夜间与二十八日凌晨并没发动有效进攻，所以到时候，蒋博文能在霍姆斯一口气投入八支突击集群，至少能动用六支，而之前的战斗已经证明，美军很难在此情况下取得突破。
问题是，罗林森并不知道这一点。
结果就是，他坚持要求第四步兵师开赴霍姆斯战场。
显然，巴拉姆并不打算让步，因为他也感受到了威胁，特别是左翼上的威胁，意识到中国军队随时有可能发动反击，而他之前坚持要让第四步兵师充当总预备队，并且主要协助南面作战，就是把第四步兵师当成了最后的稻草，是在不动员以军其他部队的情况，应付中国军队反击的唯一力量。
两人的争执，再次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上。
有趣的时候，这次连马歇尔都不支持罗林森，而是要罗林森按照计划行动，并且明确警告罗林森，如果不能在二十八日上午取得突破，就得停止在霍姆斯方向上的进攻，让部队撤退到霍姆斯河西岸。
马歇尔的这个决定，绝非政治上的让步，而是他也感受到了威胁。
要知道，打到这个时候，第二十七集团军还没有登场呢，而且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支拥有数万人马的军团在哪。
头脑再简单的将军都知道，对方把一支主力藏起来，绝对不是为了避战。
除此之外，美军巨大的伤亡，也让马歇尔非常头痛。
打到二十七日夜间，美军已经在霍姆斯方向上损失了一万四千名官兵，其中阵亡数字就高达四千六百人。
要知道，这是美军在中东战场上的第一战。
如果第一次都打得如此惨烈，那今后的损失将难以估量。
既然马歇尔表了态，以色列总理就顺水推舟。
当然，以色列总理的政治眼光肯定比巴拉姆强得多，首先看出了问题，也因此在电话中暗示巴拉姆，进攻应该适可而止，如果有必要的话，放弃一些阵地，让部队转为防御状态也无不可。
对巴拉姆来说，这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
好的一方面是，至少不再需要担心罗林森了，即不用冒险挺进，可以按照他的判断来指挥作战行动。
坏的一方面是，有没有必要强攻伊兹拉？
要知道，以军几乎包围了伊兹拉，前线离城区不到五公里，而且守卫伊兹拉的叙军不足为惧，只有少量中国军队是个麻烦。如果努把力，占领了伊兹拉，德拉方向上的防御态势就将大为改善。
可惜的是，巴拉姆不清楚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占领伊兹拉。
更可惜的是，巴拉姆手里没有多少牌可打了，因为他的左翼已经够虚弱了。
不可否认，巴拉姆在即将获得的胜利面前迟疑了，也因此耽搁了一些时间，可是他至少保持着清醒头脑，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退回到德拉防线上，不然得全军覆没。
相反，在霍姆斯方向上，罗林森没有这样的觉悟。
马歇尔的干预，让他怒不可遏，甚至认为马歇尔背叛了他。后来，也正是这件事，让罗林森与马歇尔分道扬镳。只是在这个时候，罗林森还没有打算放弃，而是决定在最后时限到来之前，再豪赌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