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提到，二零五六年七月十五日，发生了一件改变人类文明的重大事件。
随后，陆雯用一个匪夷所思的论点，申请了一笔专项科研经费，用来开发探测光速飞行物体的设备。
八月底，基础研究工作完成。
采用的探测原理，就是重力场波动理论，即以反重力场技术推进的物体在以光速飞行的时候，会对附近的重力场产生影响，从而导致重力场波动，也就能够在较远的距离上探测到这种反常现象。
在理论上，该技术能够大致确定光速物体的飞行轨迹。
到了九月份，中国科学家制造出了第一台重力场波动探测仪。
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这种探测理论是否行得通，也没有人知道这台耗费巨大的仪器能否正常工作。
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一次实验。
可惜的是，制造第二艘“深空”飞船需要大半年，而且当时中国的仓库里也没有足够的反重力场屏蔽材料了。
到最后，还是海军决定让“飞龙”号退役，才提供了足够的反重力场屏蔽材料。
二零五六年底，“深空2”号宇宙飞船建成，陆雯准备进行第二次光速飞行实验，并且借此机会测试重力场波动探测仪。
与“深空”号相比，“深空2”号才是真正的宇宙飞船。
说得简单一些，“深空2”号比“深空”号大得多，质量大约是“深空”号的十倍，而且有更多的子系统。
当时，为国际空间站研制的“轨道飞行器”已经制造出了第一台样机。
严格说来，“轨道飞行器”是第一种以反重力场推进系统为基础，具备往返飞行能力的宇航平台。
后来，“轨道飞行器”取代了所有化学能火箭。
虽然在二零五六年底问世的只是一架样机，但是借助“深空”号宇宙飞船的成功，具备了实际应用价值。
这架被命名为“宇宙彩虹”的轨道飞行器，其实是一个庞然大物。
最初的时候，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师任务，应该首先造一个小一点的，在掌握了必要的技术参数之后，再造一个更大的，以逐步提高的方式来进行系统化的建造，从而解决建造过程中遇到的麻烦。
必须承认，这是很正确的做法。
只是，在大战结束后，局势的变化与一些意外收获，帮助中国工程师坚决了建造过程中的很多问题。
首先，军队的作战压力降低，可以做一些与战争没有太多关系的事情。
比如，帮助科学家改造一架具备轨道飞行能力的战斗机，收集进行轨道往返飞行所必须的数据。
当时，空军打算把J-40的原形机改造成轨道战斗机。
这个想法很现实，因为J-40本来就是一种亚轨道战斗机，而且在研制的过程中，技术指标没有缩水，不然也不会拖到大战结束之前才制造出原形机（大战的最后半年，J-40的低配版本就已量产，而且装备了部队，成为了中国空军最主要的护航战斗机，只是装备量远不如J-33系列战斗机，所以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因为美国空军在大战后期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所以J-40没能与F-51A在空中遭遇。直到大战结束之后，中国空军才用缴获的F-51A与J-40进行了对比测试，并且认为F-51A的某些性能在J-40之上，而且很多设计方式值得借鉴。也正是这一判断，使得战后很多人认为，如果F-51A能够提前一年加入美国空军，战争进程就会改变，中国就不可能在二零五六年八月取胜，甚至有人认为这种战斗机能够帮助美国取胜）。也就是说，J-40只要稍加改进，就能成为一架只能搭载两名飞行员的航天飞机。
只是，中国空军没有这么做。
当时，完整板的J-40原形机就只有四架，都承担了大量试飞工作，哪怕拿一架去搞科学研究，也会对J-40的研制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别忘了，大战结束后，军费开支肯定会大幅度减少，很多装备项目都得下马，而且首先会终止还没有完成的装备项目。空军正指望着J-40的研制工作能够早点完成，赶在二零五七到二零五八财年到来之前量产，不然该项目很有可能被砍掉，或者延迟。结果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空军不愿意拿出宝贵的原形机供科学家做实验。
后来，空军提出提供几架J-33M。
只是，这种战斗机并不适合改造成航天飞机，而且就算能够改造，难度也太大，赶不上科研进度。
最后，科学家选择了从美国缴获的F-51A。
只是，改造之后的F-51A，已经完全没有战斗机的样子了。比如，拆除了发动机，把机翼砍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只勉强够在大气层内滑翔飞行，还把机身扩大了一倍，以便安装反重力场推进系统。
改到最后，被保留下来的，也就只有飞行员生命维持系统了。
利用这架改装得到了小型航天飞机，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在一个月内，收集到了大量的飞行数据。
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制造一架小型实验飞行器了。
随后，情报机构在美国的一个重大发现，帮了中国工程师的大忙。
前面已经提到，美国也在搞反重力场技术，而且进度仅次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到了战争后期，美国有很多极为疯狂的装备计划，其中就包括一种以反重力场推进技术为基础的太空轰炸机。到美国宣布投降的是，美国的工程师已经完成了太空轰炸机的基本设计，就等着反重力场推进系统了。
必须承认，这种太空轰炸机的设计很不成熟。
可是同样得承认，美国在设计大型航空与航天设备上，拥有非常雄厚的实力。
要知道，在大战爆发前，只有美国制造过运载能力高达一百吨的运载火箭，也只有美国开发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航天飞机，而且美国还建造了大型空间站，美国在大型航空平台上的技术积累更是远远超过中国。
有趣的是，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太空轰炸机的计划。
说得更直接一些，就算已经有很多中国工程师意识到，反重力场推进技术将首先应用在航天领域，可是中国官方没有资助与之有关的项目，而几个致力于大型轨道飞行器开发工作的工程师，也只存在较为明确的设计构想，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却没有在大战期间进行任何与设计有关的工作。
结果就是，情报机构从美国带回来的资料，成了中国工程师手里的瑰宝。
这些，就是“深空2”号的基础。
事实上，当时还有一些美国工程师，而且都是美国最优秀的航天与航空平台设计工程师参与了“深空2”号的设计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洛马公司宇航分部的首席工程师，诺亚教授。
在人类的宇航史上，诺亚教授非常有名，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宇航工程师。
后来，很多人都认为，诺亚教授才是“深空2”号的设计者，因为他在好几年前就设计了类似的轨道飞行器，而且完成了图上作业。更重要的是，在战后，诺亚是第一批被中国军方控制的美国科研人员，并且在美国正式投降之前就已被中国情报机构带走，随后一直在中国的科研机构工作。
诺亚不是狂热的战争份子，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科学狂人。
在他这种人眼里，根本没有国家的概念，他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实现其科学理想的平台。
中国为他提供了这个平台，所以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都发挥了出来。
当然，在中国的官方记录中，“深空2”的总工程师不是诺亚，而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甘晓文教授，而该项目的总负责人就是陆雯。
关于诺亚在该项目中做出的贡献，主要来自陆雯的回忆录。
显然，就算诺亚不是主要贡献者，他发挥的作用也非常巨大，比如让当时的中国工程师知道该如何设计一艘重达数百吨的轨道飞行器。
有了这些基础条件，陆雯就没有绕弯子，决定直接建造具有实用价值的轨道飞行器。
既然得有实用价值，设计指标就不会低到哪里去，也就有很大的风险。
当时，陆雯肯定知道会有多大的风险，而让她这么做的主要原因，也与空军不愿意提供J-40原形机的原因一样，即战争已经结束，在下一财年度军费开支至少得缩水五成，很多军事项目都要下马，那些军方资助的科研项目也凶多吉少，所以只有在此之前拿出成绩，才能让科研项目保留下来。
在陆雯看来，风险不一定是坏事。
拿出成绩了，可以申请更多的拨款。如果失败了，也有类似的理由，让政府在制订预算的时候手下留情。
总而言之，关键是项目进展速度，而不是最终结果。
所幸的是，在大批美国科学家的帮助下，陆雯解决了所有的拦路虎，让“深空2”号在二零五七年初达到了实用状态。
到此，第二次光速飞行测试终于准备就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