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开封。
已近年终，开封府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城中厚厚的积雪，昭示着明年的丰收，给了苦于今年南方旱灾的君臣们一点安慰。只是东京城内街巷上的积雪并不能久留，很快就被开封府组织的人力清扫一空，不会阻碍行人。尤其是从皇城南面正门宣德门一直向南延伸到州桥的御街，宽达两百步，根本就是一座广场，却早已看不到半点残雪。
北宋开封的皇宫，论面积并不算大，至少远逊于隋唐时西京长安的大明宫。朱温在开封立都时，汴州早已为胜地，人烟辐辏，户口已愈十万，根本没有大兴土木的空间，只得把原来的节度使衙门改了改，住了进去。而五代各朝，都是纷纷而兴，纷纷而败，没有时间和财富在皇宫上下工夫。等到宋代周兴，太祖赵匡胤勉强将皇城整修了一番，而太宗赵光义登基后，想着扩建皇宫，却因附近的民家反对而作罢。
不过宫室再简省狭促，也不会在门面上省工料。宣德门为皇城正门，高近十丈，有五门横列，“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朶楼，朱栏彩槛”，与其说是座城门，不如说是栋修造精美的楼宇，故而也称为宣德楼。宣德门两侧又有两座副门，名为左掖门，右掖门，形制比宣德门稍小一些。
宣德门后，是一片面积可容万人的广场，广场之后的巨型殿宇便是开封皇城的主殿——大庆殿。大庆殿位于皇城中轴线上，是皇城中最为雄伟壮丽的建筑。但大庆殿只有正旦、冬至的大朝会，或与之同级的朝廷大典才会启用。如今日的朔望朝参，则只启用大庆殿西侧的文德殿。
四更刚至，天色仍是黑沉，冬夜的寒风依旧刺骨，可皇城前的御街上已经热闹起来。这一天是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十五，乃是朔望大朝参之日，仅比正旦、冬至的大朝会低上一等。在京的所有正八品以上、有朝参之权的文武官员，都纷纷踏足御街上，前往皇城参加朝会。御街上的官员，有身着金紫，随从多达百人的宰相、亲王，也有单身独骑的青袍、绿袍小臣。即便不算随从，只论官身，熙熙攘攘也足有四五百人之多。
因为朝会起得如此之早，走在御街上的官员随从们大半都是肚里空空。并非他们出来前厨中不开火，而是因为就在御街两侧，各有一条千步长廊，号为御廊。御廊之中，就有许多摊位做着早点生意，水饭、爊肉、干脯、肚肺、赤白腰子，南北餐饮琳琅满目，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根本不需要将家中的厨娘或是浑家唤起。以御街的宽度，并不会因为长廊中多了些摊贩而拥堵。
当官员们在御廊中吃饱喝足，陆续抵达皇城脚下后，都纷纷下马。宣德门五道城门，正门惯常紧闭，当天子出巡或是朝堂大典时才会开放。官员们皆是下马从宣德正门边的副门入宫。宰执官们同样走宣德旁门，不过却能独骑昂然自入。宰执身负军国之重，得享殊礼，可以直入皇城，在第二道门处方才下马。
又是一队浩浩荡荡的骑队抵达宣德门前，八十多人的队伍比起百多人的宰相随班要单薄一点，却已远远超过其他文武官员，这是执政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八十多人以两名腰系金带的朱衣吏为引导，张起宰执才有的青凉伞，簇拥着一名身着紫色方心曲领公服，腰佩金鱼袋的中年文官，直抵皇城前。
一见其人骑马而至，犹在皇城外的官员们，纷纷避道行礼。比起见到方才入宫的宰相陈升之，还要恭敬上数倍。却是如今最得天子宠信，有扭转国家颓势、一洗百年积弊之心的参知政事王安石到了。
王安石骑在一匹普普通通的骟马之上，所穿公服上的紫色已经被洗淡了许多。他肩宽体阔，身材高壮如牛，只是面色黧黑，仿佛多少年没有好好洗过。曾有人说他和同样身材高大的文彦博，是牛形人能负重致远，乃堪为宰执之相，但如今担任枢密使的文彦博和王安石却是水火不容，如同死敌。
在宣德门处，王安石没有多做停留，驭马直入皇城之中。他和文武百官从宣德门进入皇城，正面的是大庆殿的广场。转向左经过一道分割宫城中部和西部的横门，抵达文德门前。王安石至此方才下马，徐步走进文德门中。
文德门后，是一条百步长的御道，直通文德殿。御道两侧，先是钟楼、鼓楼一东一西隔路对峙。钟鼓楼之后，隔着御道又是两条长廊式的宫舍，名为东西上阁门。文武百官穿过文德门后，并不是直入殿中，而是要按照文武分东西两班，在东西上阁门处列队，等待上朝。
王安石到得已经算是迟了，需要参加朝会的文武官员已经到了大半，两间阁门中站满了人，却是鸦雀无声，呼吸可闻。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宰相亦是如此。御史和阁门使们就在边上盯着，若有大声喧哗，或是站错班次，不是当即被呵斥，就是朝会结束后，被弹劾砸到头上。
王安石默不作声地从后向前走，东班的官员各自躬身退避，为他让出路来。王安石脚步不停，只在翰林学士班稍稍一顿，不知为何，六名翰林学士只到了五人，过去的老朋友、如今的死对头司马光却不见踪影，不知又是因反对何事而称病不朝。
想到司马光，王安石心中暗暗一叹。随着新法逐步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条约一项项出台，司马光、吕公著、滕甫，这些老朋友们也是一个个跟自己分道扬镳，甚至鼓动朝论清议横加反对。原本支持变法的，现在也因清议而沉默下去。
难道他们不知道国计如何艰难？！
太祖太宗的积累，在真宗皇帝迎天书，封泰山，大建上清感应宫的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仁宗即位后，好不容易有了点积蓄，却又由于党项叛乱立国，而砸进了陕西边陲的那个永远都填不满的无底洞里。国库至此已是勉强支应，但仁宗皇帝大行后四年，英宗又跟着驾崩，两次国丧的耗费终于将国库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了下来。
对此司马光给出的办法是什么？减少依例赐给参与国丧的臣子的封赏。
好高明的策略！
一千五百万贯的亏空，终于能省下几十万来了！
义正辞严地说着君子不言利，也不见他们辞了俸禄，捐了身家。如果所有的文臣都来个君子不言利，每年千万贯的亏空说不定真的能填起来。
但这可能吗？！
司马光敢这么提议吗？！
冗兵、冗官、冗费，这三冗是大宋财计步履维艰的主因。其中朝廷养起的百万大军，吞吃掉了财政支出的八成。其战斗力，也许还不如开国时，太祖皇帝麾下南征北讨的十万禁军。
为了减去庞大的军费开支，仁宗朝的宰相庞藉曾经主持过裁军八万的艰巨任务。他下了军令状，若有被裁士卒因此而叛乱，甘受死罪。但视庞藉如父的司马光，却从来没有胆量说一句裁军省费的话来，只是要天子节省再节省。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王安石早看透了这些清流。
越过一众翰林学士，他继续向前，一直走到队列的最前端。站进东班中自己的位置，王安石手持笏板，闭目不言，等待朝会的开始。如今在他的前面，只剩下最后的两名宰相，再上一步，便是位极人臣。
王安石没有等待多久，参加朝会的官员绝大多数都已到齐，上朝时间也到了。东上阁门使和西上阁门使计点过人数，作为监察朝臣礼仪的台官，御史中丞吕公著便领着两位殿中侍御史当先入殿。
他们与宰执班擦身而过，目不斜视，唯独吕公著瞥了王安石一眼，闪过一丝厌憎。他的御史中丞之位甚至可以说是因王安石而来，但吕公著却一点也不高兴。因为王安石并非善意，其目的不过是想将他时任枢密使的兄长吕公弼赶出京城。
吕公弼身为枢密使，执掌朝中军政，最喜欢说的话就是镇之以静，以和为贵，对王安石拓边西北的政策大加反对。与另一位枢密使文彦博一搭一唱，甚至差点将好不容易才夺到手的绥德城还给西夏人去。后为边帅反对，其事不果，便把夺取绥德的种谔贬到随州安置来安抚西夏。王安石难以容忍两块巨大的绊脚石继续挡在前路上，否则接下去他对军制、马制进行改革的将兵法、保马法必然会受到掣肘。
文彦博资历太老，一时难以动摇，而吕公弼虽为前朝权相吕夷简长子，但底蕴比已位列执政几十年的文彦博差得老远，何况他还有个做翰林学士的弟弟吕公著。所以就在不久前，吕公著他便被举荐为御史中丞，开始领导朝中的台谏系统。
本朝为防臣子弄权，把持朝政，宰执官和台谏中，通常不会有兄弟父子或是近亲存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在位日久的一人必然要上书辞位，外放为官，从无例外。若是有人想赖着不走，御史们就有事做了，有时候甚至连姻亲同时出现在两府、台谏之中，都会受到御史们的弹章攻击。这是个不成文的惯例，很少有人敢违反，吕公著既为御史中丞，自身岂能不正，所以他大哥吕公弼在枢密院的日子也不会有多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