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互相看了一眼，王松道：“回禀老爷，我们作坊里这两样都有，一般如果求快的书籍或者是一些小稿，都是用活字版，需要印刷质量上成，而且又不求赶时间的书籍，就用雕版。”
商毅又道：“那么你们用的活字版用的字模都是什么材料做的？”
朱书刚道：“回禀老爷，用的都是木活字模。”
商毅道：“有没有用铜、铁、铅模的？”
朱书刚道：“回禀老爷，铜字模太贵，用不起，而铁模、铅模印刷出来的字迹模糊，都不如木模好用。”
商毅点点头，他知道中国是最早发眀活字印刷的国家，虽然活字印刷并没有在中国大规模普及起来，但也绝不是像后期一些砖家所说的那样，中国古代几乎完全没有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当然比雕版印刷要效率高得多，同时最终成本也要低得多。但首先需要制做好大量字模，因此初始成本远高于雕版印刷，而且技术难度也要大得多。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活字印刷书籍只有几次，而且还都是官方组织的。民间的活字印刷一直停留在小规模简易低级的印刷运用上。很少用来印刷书籍。
事实上从明中期开始，在经济繁荣的江浙一带，用铜活字印刷逐渐出现并流行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有无锡的华家、安家，苏州的孙家和南京的张家等，他们用铜活字印卖的书籍流传甚多，印刷效果也很不错。不过中国本身的铜矿不多，而且铜又是流通货币的原材料，正如朱书刚所说，铜字模太贵，用不起，因此铜活字无法大规模应用，一般只有皇家才用得起。
其实铁模、铅模其实也能替代铜模，但由于中国古代主要使用是以烟墨为颜料的水溶性墨水。在木制的雕版上能够表现的很好，但是在金属活字上很容易变成墨水珠子。而且也不能象雕版印刷一样通过简单的压印就能完成转印。拓印也是个很缓慢的过程，为了保证能够有效的印刷，还必须使用吸水性强的纸张，结果就是纸张的背面也会有墨迹，无法做到双面印刷，无形中又提高了印刷的成本。都不如木活字。
当然木活字也有它的弱点：如果用木活字印书，大约印了200部左右，字模的字划就因为吸收烟墨中的水分，胀大模糊。但总的来看，木活字的弱点却比泥活字和金属活字要少得多。因此一直到清代，中国的活字印刷还是木刻活字。但即使是木活字，不管是在明代，还是在清代，终都没有超过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最终退出中国印刷行业，得等到清朝灭亡的前夕。
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使用油墨。而在十五世纪中期，德国人约翰内斯·古登堡创造了以铅锑锡合金字模和油墨为原材料的西方活字印刷术，才使欧州在印刷技术上一举超过了中国。
由于当时正值欧洲文艺复兴前期，古登堡的印刷术出现，使得印刷品的成本大为下降，而速度却提高了许多，从而也为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方便。后世有不少学者都认为，欧州能在十六、十七世际取得飞速的发展，缩短与中国的差距，甚至在十八、十九世际全面超过中国。古登堡印刷术的出现，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虽然现在离古登堡的时代以经过去了二百年，但古登堡印刷术却依然还没有过时，而且在技术上也没有什么难度，其实中国的印刷技术以经很成熟了，只要弄出铅锑锡合金字模和油墨，即使是没有古登堡印刷机，效率也不会差到那里去。
铅锑锡合金字模是很容易做到的，其实就是以铅为主，加入一定比例的锑和锡。这两种矿产这个时代中国就以经大量开釆了，只不过这个时候锑和锡往往都被混在一起，全当锡矿来用。世界上最大的锑矿――湖南的锡矿山就是在明代开采的，当时就以为这里是锡矿，所以才取了这么个名字。
当然铸字也还有一系列的细节工艺：铅字必须大小一致，字座部分必须完全能够彼此吻合，以便在排字版上能够排列整齐。这需要特殊的工艺设备加以保证，还要有专门的修字工人进行磋磨处理等等，即使是在欧州，全套的铸字工艺也是从十五世纪开始，逐步的改进完善，到十八世纪以后，才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当然铸字的工作就更不用商毅操心，让齐文远去办就行了。
而古登堡印刷术最关建的油墨，在后世也不是什么密秘，其实就是用亚麻油来调制，一直到商毅穿越之前，亚麻油还被用来调制油画颜料。古登堡当年是将亚麻仁油煮沸，冷却到呈暗黑色，以少量蒸馏松树脂得到的松节油精与碳黑搅匀后，放置一段后即成了油墨。
在这个时代，亚麻和松树等原材料都不缺，不过商毅暂时还不打算泄漏油墨技术，因此他只吩咐齐文远，先去铸一百个字模，并且将铅锑锡的配比量告诉他，再三强调一定要按这个配比量进行铸字，在一个月以内完成，然后等着自己试用就行了。同时又给了他两百银子，作为铸字的费用。而自己另外找人去调制油墨，两样分开进行。这样就不怕技术泄漏了。
齐文远虽然也听得一头雾水，但现在商毅自己的东家，又这样吩咐了下来，又拔下了银子，那么自己照办就是了。因此接过银子，立刻去联系铸字工匠。
办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商毅也觉得十分满意，这才转道回衙门。
在路上王夫之也忍不住好奇，虽然他不懂印刷，但刚才在作坊里听着，又看过实物，也明白了不少，知道活字印刷如果真正能够大规模应用起来，确实可以使印刷书籍的成本大幅下降，尽管他还不完全明白其中的重大意义，但有一点他还是明白的，书籍印刷的成本下降之后，更多的读书人就买得起书了。因此也忍不住问道：“大人，你真的有办法改进活字印刷的技术吗？”
商毅点点头，道：“这也不是我创造的技术，在泰西诸国中，两百多年以前，一个叫约翰内斯·古登堡的人就发明了这项技术，然后一直沿用至今，我当初游历泰西诸国时，曾听说过这项技术，现在不过是在我中华之地偿试使用而己。”
王夫之听了，也不禁称奇，道：“二百年前便可以发明此物，看来泰西诸国中，到也不乏智能才技之人。”
王夫之跟随商毅的时候不长，但也知道商毅编造的那一番游历泰西诸国的经历，因此两人闲暇无事，也常向商毅询问泰西诸国的风土人情，而商毅也正有意引导王夫之，希望让他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从而来影响他的思想。除了说欧州历史之外，也着重说一些文艺复兴等近时期欧州的思想、文艺事情。当然商毅暂时还不敢说古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制度和欧州议会制度。
虽然王夫之的思想中虽然还带有许多天朝上国的优秀感，但他毕竟是另一个时空里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还不致于把一切海外世界指为荒诞无稽，同时现在也正是求知欲极为旺盛的年经，也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而且明朝在总体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期，由其是在民间的沿海地区，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在大洋彼岸还有国家的世界慨念。所谓中国长期闭关自守，其实是指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的时期。
同时在商毅的队伍里，不仅有外籍的传教士，还有外籍的雇佣兵，王夫之有时也会和他们交谈，从而也能印证商毅所说的事情基本都是属实。而传教士阿科尼亚通过观察之后，发现商毅对王夫之十分看重，同时他也清楚王夫之在中国算是读书人一类，如果能把他也拉入主的福音之下，也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因此也想办法多和王夫之接触，向他讲说了许多欧州的历史，当然也少不了主的福音之类。
其实在王夫之看来，阿科尼亚属于泰西诸国的出家人一类，也就所谓的洋和尚。佛教不就是从天竺传到中国的吗？而天主教，不过就是另一个佛教而己。因此对他和天主教也不排斥。而且阿科尼亚的宗教态度也确实非常虔诚，对物资生活并没有什么追求，很符合中国人对出家人的要求。中国的读书人其实都喜欢和高僧、仙道一类的人交朋友，以显得自己的清高。
虽然在一开始，王夫之多少还只是出自好奇的心理，但通过多方面了解，慢慢的也开始认识到，中国并不是这个世界中唯一的文明，在西方同样也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文明世界，是另一种文明。事实上连王夫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不知不觉中，他其实以经再把所听到西方文化思想和自己学过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着一些比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