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介绍说是位章太炎君，刚从日本回来，现在教高年级的国文。杨锐一时没有想起来是谁，刚想打招呼，只见章太炎问道：“竟成兄，听闻你研究明亡清盛，是有天意？”
杨锐心里暗想，哪个家伙把自己的课说成这样，只好放下筷子，郑重的说道：“明朝明亡是因为天灾以及欧洲三十年战争减少白银流入，造成起财政破产，虽然对清兵作战失利，但是始终不是因为满清而灭国。真正灭亡明朝的是李自成，而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之所以能成气候，也是因为西北天灾和明末白银紧缩的缘故……”
杨锐还没说完，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竟成先生，你说的只怕是一面之词吧。明朝宦官当政，官吏腐败，民不聊生，这才是灭朝的根本吧。”
杨锐听说话是隔桌的一个女子，浓眉大眼的，英气逼人，还不知道是谁，看向蔡元培，那家伙一笑却不说话，杨锐猜到这个女子应该是个难缠的角色，以致蔡元培也要置身事外了，当下也不顾虑，反问道：“请问先生，中国多少个朝代是因为官吏腐败灭亡的？”
那女子听后一愣，正在想间，杨锐就已经自问自答了，说道：“中国的王朝基本是两种情况下灭亡的，一种是世家、乡绅造反，另外一种是被外族入侵。官吏腐败是会让民不聊生，但它只是朝代灭亡的一个条件，这就好像炸药，威力是很大，但是没有雷汞，就炸不起来，哪怕是炸了也不严重。”
杨锐见大家沉思，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现在官员也很腐败吧，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不腐败吗，和英国人法国人的赔款就不要算了，甲午我们赔了两亿六千两，庚子事变又要赔九亿五千万两，这十几亿的赔款，比那个任何官吏都腐败吧，怎么清朝现在还……”
杨锐的话又被打断了，这次是被蔡元培，只听他急促的说道：“庚子赔款不是四亿五千万两吗？怎么变成九亿五千万两了？”
杨锐无奈的说道：“四亿五千万两是分三十九年还清，利息四厘，算下来不是九亿五千万两？”啪的一声，章太炎把筷子甩在桌子上，愤喊道：“不吃了，吃不下了。这是什么朝廷啊！这是什么皇帝啊！”杨锐心黯然，章太炎则长叹，其他诸人默默无言。
一顿饭就这么吃完了，桌上的菜基本没动，都是倾向革命的热血青年，听到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吃的下饭呢。付钱打包后，杨锐让老板借两个伙计把菜送到爱国学社，老板没得多说，马上安排了。
从这次不成功的聚餐之后，杨锐和学社老师的关系比之前更为紧密了，以前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现在则是常常交流，众人之中和章太炎的论述也最多——杨锐现在知道他的全名，按照浅浅的印象，这个人可是很有名的，但是为什么有名，干过什么事情却是一点也不清楚。交谈中，杨锐只是发现他外表狂放，内心却很是保守，思虑也很深邃。
开始只是杨锐上课结束，两人谈了一会，有时甚至到下午，后来就是每天中午两人在不断的交流。国学上，基本是他说杨锐听，杨锐只有少数时候才谈自己的看法，他虽然对杨锐没有正规的学习过经学表示遗憾，但是对杨锐对国学的认识是赞同的，从杨墨到老庄，从老庄在到孔孟，从孔孟在到韩非两个人的看法都是基本一致，当然，涉及具体杨锐是空白，但是这些学派所表现的思想却是很了解的。
至于说到西学，那就是杨锐在说他在听了，也只是偶尔的提出问题，其实在这个年代中国对西方的认识都是船坚炮利，所以洋务运动提出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些都是因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不透彻来了的，甚至到一百年后，还是有唯工业论的说法，穿越者飞机大炮造的不亦乐乎。杨锐只好从西方的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开始说起，从毕达哥拉斯说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再从柏拉图说到文艺复兴和黑格尔边沁，杨锐在大学选修的西哲在此时终于有了用处。
两人的辩论在学生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开始之时其他老师旁听，后面很多学生也跑来听也会把两人的谈话做下记录，让给其他同学传阅，平心而论，杨锐的知识只是现代速成的，对很多思想的了解很粗狂，非常的不细腻，但是还是抓住了这些思想的大部分的精髓，一个粗懂西哲的后世中国人和一个精通国学的近代中国人的思想碰撞产生了不可预计的后果，而这些都将慢慢的在以后的岁月中释放它的影响力。
谈论不但给了别人启发，对杨锐来说震动更为巨大，近代的中国其实是根本没有时间去完成整体国民思想的转化，很多先知先觉者被枪炮声惊醒了，他们在矢志不渝的寻找拯救中国的良方，每一次的药方似乎都很有效，可是，那些未被惊醒的沉睡人民却无法理解先知们的精神和行动，他们只能默然或者盲从，而这样最终的后果只会造成权利的失衡，先知们转化为统治者，利用他们的先知优势和国民的不成熟来达到目的，他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没有人去制衡，更没有人敢去指责他们。
时间啊时间，要是能像后世改革开放那样给中国三十年的稳定发展时间，给中国培养出两代健康成长的国民，那么中国的将来会怎么样？可怎么样才能有三十年的和平稳定呢，这个实在是太难了，不说俄国，光是日本就能让中国不得安宁，民国军阀的混战，难道不是日本消弱中国的手段吗！杨锐抓抓头不再想下去了，没有实力有再好的想法也无济于事，四两拨千斤不要说自己不会，就是会也不敢用，实力才是一切权谋的根本。
注：章太炎1902年末从东京回到浙江，次年应邀到上海爱国学生讲课。此处提前两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