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家“皇唐系”大学的诞生，如果说是教育界九鼎齐鸣的大事件。那么弘文阁随后发布的《专营法》，则是给持续很久的大宗物资寡头专卖，进行了一场“地龙翻身”，震级强度无上限的那种。
除了“专营”本身这个概念之外，弘文阁仿佛有了“立法权”，当然这个权力来自哪里，朝野内外都是心知肚明。
只不过没人愿意去深挖，毕竟七部甚至八部大佬之下，还有一堆的徒子徒孙，他们也是有野心也是有理想的。
难道没人想要做弘文阁学士？
以前“入阁”毫无亮点，但是现在……真香！
即便只是纠缠于细枝末节上，还是让人心惊胆颤。因为《专营法》将会逐步扩大地方对于大宗物资的营销权力，但是，针对大宗物资，尤其是矿产资源，基本上还是由朝廷掌控源头。
究其原因，朝廷缺钱了。
按照既定的规划路线，加上这几年的“债票”以及各种贷款，朝廷必须在五年之后还要保证财政良好。
未雨绸缪这是必然的政府素质，更何况，贞观二十六年的当下，专业的技术官僚，并非只有工程狗、农业狗。王学子弟的算盘，打得也是像模像样了。
受钦定征税司衙门的启发，朝廷在针对收税上，原先的直接税、实物税，其效率低下又不能满足“超级朝廷”的需要。
这时候，想要进一步提高“收入”，拉高税率的意义不大，做大征税市场，却是行之有效。
薅羊毛没必要把羊薅秃，这一只薅一点，那一只也薅一点，积少成多，数量反而相当的可观。
在贞观二十六年之前，收税真正收得多又不费力的，只有“印花税”。其余盐税之类的，都是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风险极高。
但随着大建的兴起，不管是板轨、弛道、铁道、港口、关口甚至是大型联营客舍，都能够聚集起一个“超级市场”。
只要有商品在这里流通，那么官方要掌控的，就是这个年代为数不多的“节点”。
一次海上贸易的发起和终结，大概率就是在苏州、扬州、杭州、泉州、广州、交州等等大型港口，那么，朝廷只需要在这些港口设置征税衙门即可。
并不能保证百分之一百的商船都会缴税，但是，哪怕只有十分之一，按照一条船的商品销售总额来征税，整个帝国的“收入”，将会以几十倍的增量暴涨！
这笔账，朝野之间的算学高手都算过。
在地方豪门和关陇军头彻底退场之前，想要这样搞，难度大得惊人。但是现在，北起太原，南到广州，举凡大型世家，都遭受了重创。
为数不多保全自身的，只有岭南冯氏、冼氏。而后者实际上在谋求“南都”地位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态度，愿意“缴械投降”，中央让怎么干就怎么干。
当然冯氏内部可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但贞观二十六的当下，尤其是像冯智戴、冯智彧之流，跟扬子江两岸妖孽都打过交道。可以说，帝国最强的两大官商集团已经下定了决心，那么，谁在冯氏内部唱反调，都会被冯氏嫡系子弟彻底绞杀。
正如吴县陆氏当代家主陆飞白干过的那样！
《专营法》出台之后，对中低阶层的友好度是非常不错的。原本的底层冒险家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勇气或者头脑，在原本管控专卖的市场中前去拼杀。
比如白糖，原本只是朝廷和地方巨头的“私人物品”，现在就可以正式出现行脚商从某个白糖商那里批发，然后前往各处贩卖。
原本管控的流程、工艺、渠道、市场、货源……都开放了口子。
当然让人享受这种便利的方式，自然也是交易，“冒险家”们要缴税，他们在某个关卡或者津渡甚至是客舍卖出去一百文的白糖，那么自己就要上缴五文钱的税。
只不过行脚商们大概是不想这么干的，不过对于有了门店的商人们而言，销售税成了必然，今后要考虑的，是如何避税甚至是逃税。
朝野之间，都明确了一个概念：流通。
基于这个共同的概念，自然会从共同的价值中，诞生共同的“理念”。随之而来的，就是当进入这个“体制”之后，不管愿不愿意，都要维护一下。
当然从私心出发，自己能够成为弘文阁学士，那肯定是希望后来者早点死。但毫无疑问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为了保证自己已经到手的利益可以稳固流传，“立法”成文，自然就是加强“共识”或者“理念”的工具。
原本这个工具，是帝王的。
但现在帝王让渡了那么一丢丢出来，社稷神器的滋味，显然是让人尝试一次就欲罢不能。
弘文阁带来的这一波“地龙翻身”，并非只有跃跃欲试的食肉者们以及他们的徒子徒孙在那里狂欢。
那些旧时代中的“清流精英”们，同样没有闲着。
有人怀疑皇帝是不是老糊涂了；有人怀疑皇帝被长孙皇后“篡权”“幽禁”了；还有人要“天诛国贼”张操之，尽起卫士战个痛……
甚至在张德准备南下之前的宴会上，还有一个不知道哪里蹿出来的侍御史，要跟张德同归于尽。
堂堂帝国的六品“高官”，最后的一点点挣扎，却是他们曾经最不屑的“匹夫一怒”。
可惜，老张连展现自己相当不错的撸铁成果都没有机会，两条粗壮的麒麟臂，在当时还想扭断那个想要行刺他的侍御史。
人们惊异于朝廷的巨大变化，但有识之士却早就发现，这不过是武汉、湖北乃至扬子江两岸早就有过的“试点”成果罢了。只是这一回，由着弘文阁牵头撒欢，而皇帝老子居然暗地里推了一把，仿佛这江山社稷，烧了埋了也可以不管不顾。
什么太子皇后，这一刻，都无甚要紧了。
只是，对市井之间的小老百姓而言，《专营法》到底有什么名堂，他们是不在意的。他们在意的，只是今年似乎煤饼的价钱减了一些，而且口袋里的那点小钱，似乎可以买上一包糖了。
倘使再要让他们在意一些，大概就是坊内突然改了一家校舍，校舍居然请了先生，先生居然还挺有学问的。
而这个校舍，貌似自家的子女，都能进去溜达溜达。
贵族们在忙不迭地把自己的儿子女儿都重新包装一下，那些个女郎们，原本精于女红大概就是相当不错的技能。
但贞观二十六年，仿佛不去就读“皇唐女子大学”，便成不了什么“良家女子”，又或是什么“上品良媛”。
长孙皇后的塑像，又多了不少，人们津津乐道着这一切，既觉得这帝国的统治者遥不可及，又觉得仿佛无处不在。
只是不管如何，贞观二十六年的雄州百姓，似乎觉得赚钱更“容易”了一些，市场更“繁荣”了一些，口袋里的开元通宝，也更“值钱”了一些。
官府说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们大概是听不懂的，即便听懂了，也觉得遥不可及。
唯有说生孩子给补贴少收税的光景，便觉得贞观皇帝着实是个好皇帝，再有更多的评价，那改就是这官府好黑啊……居然还收老子的税，莫不是瞒着皇帝老子，偷偷干得么？
他们原本是不会有这样想法的，即便有，也大概是不会说的。
然而贞观二十六年的雄州市井之间，似乎多了不少茶楼酒肆。此间兴起的热闹，固然还是有胡姬的吹拉弹唱，还是有说书匠们的嬉笑怒骂，但肚子里有几滴墨水的穷酸措大们，他们念叨报纸内容的时候，说到精妙之处，这些个茶馆酒肆中凑热闹的，也会拍桌子叫一声好。
也不知道是皇帝疯了还是做臣子的疯了，总之，贞观二十六年的一场大朝会之后，苦哈哈穷开心的市井之徒们，仿佛嗓门是要大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