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法制设计，遵循的原则是：“法无明文禁止可行之，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
这和西方近现代普世法制设计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不同。
西方法制设计的两个规范对象，一是私权，二是公权。也就是私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其核心前提是法治：法律至上。
崔秀宁当然很清楚，法律至上的法制设计思想，到底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优势很明显，就是达到了私权和公权上的某种平衡，公权为合法私权服务，概括理解为：合法的公权既保障合法私权之权。
也就是法律至上，私权为重。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皿煮自由主义。
按照这个理论，政府完全是为了保障合法私权而存在。政府的公权力必须受到合法私权的严格制约，凡是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政府就不能干。即“法无授权不可为”。
这种理论的发源基因其实非常古老，就是古代西方海洋商业社会的“无政府自由主义”。
在他们看来，政府公权力的出现，只是无奈之举，是仲裁大家私权力的公共契约，是底线保障体系。
所以法律至上，是以私权为前提的。法律追求，是最大限度的实现最公正的个人私权。
这就是后世西方人为了皿煮自由无所不用其极的内在原因。
那么，西方这种法制设计的弊端又在哪里？
李洛和崔秀宁都认为，是对“公”的解读有误。
西方把“公”，当成私的附庸，或者私的对立。公私权力之间，被定义为零和游戏。
对“公”的解读出现偏差，是造成后世西方一系列社会治理难题的根本原因。使得因为私权对公权的制约，导致私权的恶性变异。
比如，一个连杀几人的罪大恶极的罪犯，竟然不判死刑，甚至还要进行人道关怀。
道德是私权的质量，是私权的审美。可西方以法律为唯一惩罚依据的思想，造成普遍的道德滑坡，反过来千方百计操作法律，利用法律天生的漏洞。
是不是犯罪，不在于有没有做坏事，而是在于，法律能否在程序中认定他有罪。西方现代经常发生大家都知道某人做了坏事，但法律层面却无法定罪的案例。
因为法律的表现形式是量化的。既然是量化的，那就必然有约束漏洞。也就是“法网必疏”。西方越是有钱人，就越是能利用资源寻找放大漏洞。
可在李洛和崔秀宁的眼中，用华夏传统哲学思想和道家佛家的理论解读，公又是什么呢？
公是大公，公也是大私。
公是大私，私是小私。
大私又是什么？无私。
这就是道之阴阳的转化衍生。西方人怎么会明白呢？
简而言之，公权力的存在，远不仅仅是保障私权，还要优化私权在质量、时间、空间上的弹性和精神物质上的文明高度。
公权是为了更多的私权，更大的私权，更好的私权，更长久的私权。所以是“大私”。
当私权和公权发生冲突，私权就要让步。当更多的私权和公权冲突，那么公权就不再是公权，而是转变为私权，新的公权产生。
这就是阴阳转化。
本质是道，不是法！
公权力不需要刻意制约，公权力只需要保持不变质即可。也就是，只有变质为私权的假的公权力，才需要制约。
保持公权力不变质的力量，就是道，不是法！
这就是“法无明文禁止可行之，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
公权力的判断标准，就是道，道德。
倘若一个衙门，在符合道德的情况下，越俎代庖行使超越职责范围的权力，那就是合法的公权力。
拿大唐来说，警部的职责只管治安，不管工程水利。可倘若警部发现工程出现问题，就能超越职责范围，参与行使对工程的公权力。
这就使得，工部不能完全垄断在工程建造上的权力。
礼部不管监察。可倘若礼部发现在监察上的问题，也可以超越职责行使监察上的权力。
在大唐，部门的公权力不是专管，而是主管。专管的意思是，只有我能管。主管的意思是，主要是我管。
任何部门都没有权力专管。因为专管就是对某个领域的权力垄断。就是因为你是警部，治安领域就完全是你来管？凭什么？就凭你挂了警部的牌子？不行。
就是因为你是财部，财政的事就完全你来管？不行。
你挂个礼部的牌子，就能垄断礼制教育之权了？不行。
个人没有治安执法权，也没有监察权，可只要发现相关问题，就能越俎代庖，行使治安权和监察权。
而到底是不是在合法行使权力，判断标准只有一个：符合道德。
那怎么看当事人是不是真的符合道德呢？
简单，就是看你所做的事，你做事后产生的后果，是不是符合道德要求。
一个人可以逮捕不法分子，可以举报侦查贪官，前提是你做事的过程和后果，是好还是坏。
你抓错了人，举报错了人，你说你好心办了坏事，那不好意思，你就要受到惩处。
因为你的结果，没有符合道德要求。
你一家学堂，逮捕了犯罪分子，那没问题，你是在行使公权力。可要是这家学堂抓错了人，那么学堂就要受到惩罚。
这就是大唐的公权力，听起来是不是很霸道？
其实，华夏古代政治，一直是这么干的。
族权行使的，就是一种公权力。在华夏古代，所谓的公，从来就不是朝廷和官府垄断，其判断标准是公心。也就是所谓“为公为私”。
宋朝各部门的相互弹劾和职责上的重叠，也是这种公权力的体现。只不过，赵官家这么干是制衡权术，而李洛这么干是为了各部门相互监督。
那么华夏古代以封建道德为依据的法律，是不是落后于时代呢？是不是不能进化出比西方更好的法制体系呢？
当然不是。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华夏后世的治安环境，很明显比西方好，而且还是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古代德治法律体系的惯性影响。说句不自夸的话，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一贯就比西方强。
李洛和崔秀宁完全能在华夏传统的基础上，搞出比后世西方更好的法制设计。
华夏这样的文明，要真是如此不堪，那早就烟消云散了。
自己搞出一套东西，成为将来的世界普世价值，不好么？
对公权力的制衡，完全可以通过各部门的相互制约监督，打破官官相护的习俗。弱化党争和路线之争，代之以部门之争，更有利于吏治。部门之间相互找问题，官员贪腐就更加困难，滥用职权、不作为、官道失贞等行为就更容易暴露。
这难道不比“法无授权不可为”强？
“法无授权不可为”，并没有推导出“法有授权必要为”，政府完全可以推卸责任，装聋作哑。后世西方政府信奉在管理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放任自流就有依据了。
历史选择西方文明难道是注定的？无非是后世西方发达了，先制定了标准，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霸权而已。
两人要是在古代就处处学西方，那也太Low了。反正，大唐不能在后世出现一条铁路因为私人反对就修不好，手段残忍的杀人犯还能继续活命，出现重大疫情无法管控，明明是发达国家却治安长期恶化的情况。
就是到了积贫积弱的晚清，西方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曾李左张这些人杰，也仍然主张中体西用，难道一定是错的？他们都是傻子么？
他们失败了，不代表中体西用就完全不行。和魂洋才就行，中体西用就不行？要是满清是汉人王朝，是不是结果就有所不同？
至于让全民参与监督的铜簋制度，难道一句“告密成风，人人自危”就抹杀了么？
铜簋制度的本质，就是后世的检举揭发制度，作用又类似后世的摄像头监控体系。后世任何单位，哪怕是一家国企，都设有检举揭发制度。
这就是为何崔秀宁没有限制铜簋设置权限的原因。理论上说，就算是民间商社组织，内部也能设置铜簋！
这的确造成了告密成风，可好处却远远大于弊端。这是对掌握权力资源者的制约。不然，发生了不法之事，朝廷能有那么多眼睛盯着？
后世老虎和苍蝇落马，大半都是因为举报揭发制度起的作用。还不能说明问题？武周时期，反对武则天的那么多，却始终成不了气候，铜簋起了多大的作用？
所以，司妇寺没有越权。因为风月场所本就是司妇寺的管辖范围。要是风月场所不设置铜簋，崔秀宁反而会觉得辛苦这个寺卿当的不够好。
大唐的各种铜簋，都是写有各官衙名称的。有人把举报信投到了司妇寺的专有铜簋，就说明举报者是女子，需要司妇寺保护，难道不该管么？
举报信应该投到什么衙门的铜簋，举报人心里没数？某人要举报警堂，总不会傻到把举报信投递到警部的铜簋，而是投到御史台或者大安府的铜簋，甚至宪兵司和法部（刑部）的铜簋。
警部可能包庇下面的警堂，可大安府或御史台怎么可能包庇警部？他们巴不得警部出问题好吧。
同样，某人举报学堂，也不太可能把举报信投到主管学堂的礼部，而是可能投到警部的铜簋。而警部怎么可能会替礼部遮掩？当然巴不得对方真出了问题。
就说王期这堂堂礼部侍郎，持强凌弱吃“霸王餐”，不但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还损害了朝廷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难道没有罪过？这是失贞叛道。
就是对方告他强歼，他也没话说。
你不给钱，那女子当然不愿意，她只是在权势欺压下不得不屈服。一次两次还证明不了什么，可要是多次，还逼得对方举报，那就是实打实的违背女子意愿。要是顶格处理，定为“强歼”也不冤枉。
只是崔秀宁不愿意顶格处理罢了。摄政皇后，还是“宽厚仁慈”的。
崔秀宁很清楚，烟媚为何有胆量举报位高权重的礼部侍郎，这当然背后有辛苦的支持。那么辛苦为何对要对王期下手呢？
也很好理解。
因为王期是朝中保守派要员，而且一直致力于废黜司妇寺，最起码也要将司妇寺变成一个摆设衙门。
在王期看来，朝廷应该把朝中仅有的几个女子官员全部罢黜，让她们不要再抛头露面。
甚至，王期对学堂招收女生也难以接受，打算撺掇保守派官员，奏请取消女子的学堂教育。
这当然严重损害了司妇寺的利益，辛苦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怀恨在心？
她的手段也没有王期那么“冠冕堂皇”，而是利用一个烟花女子举报王期，搞臭对方。
干脆利落的除掉了政敌，还让所有人没话说。
这种手段当然有失光明磊落。但崔秀宁完全没有怪罪辛苦的意思。
古今中外，朝廷中的斗争是绝对不可能根除的。区别只是，这种斗争是何种形式的斗争，烈度有多大，是不是良性的。
党争是最坏的，往往不论是非，只论立场。而部门之争，却是利大于弊。作为统治者，李洛和崔秀宁很乐于看到各部门相互争斗，只要斗而不破，那就是好事。
将部门之权，变专管为主管，虽然会造成一些职权重叠，但根本目的是相互监督，为了吏治，不是为了巩固皇权。
当然，任何举报，都要经过有司调查，举报信还要专门备份。倘若是诬告，那么告密者也会付出惨重代价。
可以说，大唐的官是既好做又难做。
说好做，是待遇优厚，重实干而轻应酬，也不用溜须拍马。说难做，是道无处不在，约束言行举止，不知道有多少眼睛盯着。
就算对上级太过恭敬，说一些漂亮话，也有可能被卫道士扣上阿谀奉承的帽子。
要是对下级动不动发脾气，也有可能被卫道士扣上跋扈专横的帽子。
给某人安排几次不好的差事，就可能被扣上打击报复穿小鞋的帽子。
一把手以权谋私，二把手就准备举报，取而代之了。
举报，成了升官的捷径，名利双收。
甚至，还有一把手策划假贪污，引副手上钩诬告的。但是因为他无法洗清假贪污的目的，最后副手并没有成为诬告，他反而因为故意陷害而被革职。
举报者当然不傻。
所以官场当中的氛围，越来越没有官场的人情味了，最好是不卑不亢的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越是公心，反而越是舒坦。
私心杂念越多，也就越是痛苦。
很快，大唐官员们就总结出来一个规律：越是德操好的人，就越不容易犯错，越容易升官，也活的更潇洒，因为心境通达，公心便是私心。
于是，官场中出现了宦修。
宦修发源于南京临安，如今影响力越来越大，有渐成道家一派的趋势，和如今已经成为道家一派的武道派，隐隐有分庭抗礼之势。
所谓宦修，就是秉持公心身体力行的修持官道，从而感应天地神灵，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成为一代良臣，就是官道有成，甚至官道大成，生前后世得享天朝气运。
那什么是官道呢？
就是忠、公、廉、仁、能、明、勤、诚、谨，共九字，俗称“九字官诀”。
身体力行，言行如一的修持“九字官诀”，就是宦修了，也就是宦海修道。
宦修派尊诸葛亮为“大成贤良”，以诸葛孔明为教主，开大唐天道教宦修一派。在身份认知上，宦修派认为自己属于不在道庙的道士。
而且，这个派别的崛起，并不是李洛和崔秀宁推动的，完全就是自然而然的产生。只是两人乐见其成，没有干涉罢了。
宦修派以“九字官诀”为真言，以李洛《洪武政要·辑录》、《大道论》，以及诸葛亮《便宜十六策》、《心书》、《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戒子书》、《戒外甥书》这诸葛六书为经典。
还将宦海修道的成就，分为初成，小成，大成三大境界。
宦修的方法是身体力行，实干为主，心修为辅。既通过在做官生涯中的行动，以及静心明志的思考，来达到修炼的效果。
宦修派相信，宦海既是道场，修炼到大成境界，就能身居高位，治国安民，辅佐天子，造福天下，成就入世之伟业，修得出世之正果。从而感应天地神明，享受天朝气运，精神不灭，浩然长存。
可以说，宦修派乃是应运而生，一出世就受到大唐官员的欢迎，影响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