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尉，你不会是早就想对大理寺改制了吧？”刑部尚书司马考带着强烈的怀疑态度提出了问题。
在赵嘉仁开始尝试提出公检法制度的时候，司马考只是觉得赵太尉大概是想安插自己的人。不过司马考也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大宋的每一个编制内的官员乃是小吏，都有五十到一百五十倍的编制外的附庸。赵太尉所做的一切是用国家的制度内人员取代这些编制外的附庸。
不过眼下最关键的审判宋奸行动，赵太尉提出了一套新制度。这套制度分为民法与刑法两部分，而且诉讼又分公诉与民诉。
检察院就是提请诉讼的单位，譬如此次针对宋奸的审判，若是按照大宋之前的制度，就是交到大理寺，由判官们开始审判，问案，最后定案。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大理寺本身以及高高在上的赵太尉有绝对的权限。包括兰台也是如此。这些人几乎是一言可以令人生，一言可以令人死。这也是为何这帮‘宋奸’的亲属无论如何都要找人说项的原因。
如果按照赵太尉提出的这套制度，那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检察院派出检察官针对罪犯的罪行提出诉讼，而犯人则由律师根据法律为犯人们提供司法服务。最后检察院与犯人在法院就他们的罪行进行公开抗辩。最后由法官进行审判。
“太尉，若是这么搞的话，我等审判宋奸只怕得下半年啦！”司马考不爽地说道。
虽然他的主要情绪是不爽，然而司马考其实感觉自己的内心有种说不出的释然。如果整个制度真的能变成这样，刑部的压力就能大大降低，至少司马考可以让这帮官员去找个好的律师。
赵嘉仁则是说道：“现在能用的人太少，制科虽然每年都能考上不少人，但是真的与国家需要的人力相比，这些可都不算什么。”
司马考点点头，他倒是忍不住安慰起赵嘉仁，“太尉，那些附庸数量极大。我最初做判官之时，真心觉得大宋几乎没了出路。便是有些官员又如何，其实地方上所有的事情都操之于这帮附庸之手。他们可真的是黑了心。现在终于有了解决这些的办法，我觉得极为欣慰！大宋有救啦！”
赵嘉仁听了之后只是干笑几声。真心说，他童年与少年时代看历史书的时候，一直有种讶异。为何那些‘道德高洁，为国为民’的文官们竟然没办法解决国家的危难。反倒是那些贪官们能够横行无忌。
等赵嘉仁到了大宋之后，他才明白大宋的主人绝不是官家，甚至也不是那帮官员。大宋的主人某种意义上是那帮附庸。贪官们心狠手辣，思维比较唯物主义，能够承认现实面对现实。能够拿捏住下面的附庸，还能有点制度的分肥给附庸，于是就能办成不少事。
那帮所谓的清官，一个个都是些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应该按照他们所想象的模样去运行。于是他们自然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
然而赵太尉又忍不住考虑，到底要不少设置陪审员制度。大陆法系是成文法，就不用陪审员制度。只有海洋法系是判例法，才要用陪审员制度来谋求一个‘社会共识’。
在美国待了很久，赵嘉仁发现美国的陪审员制度有看着很合理的地方，也有非常不合理的地方。不过后来赵嘉仁和一个美国地方议员家庭出身的法学专家聊了一次，才听到了真知灼见。
“……太尉，你在想什么？”司马考看着赵嘉仁一副神游物外的表情，忍不住大声说道。
“我在想陪审团制度。”赵嘉仁说道。说完之后他还觉得不过瘾，索性对司马考说道，“此事我有想法，明天我们开会！”
第二天是三月十一，是赵太尉去上朝的日子。与之前差不多，杨太后这天宣布她不来上朝。于是朝会就自动结束，于是六部尚书与赵嘉仁的重要干部，还有学社总社成员就被赵嘉仁给叫去了距离皇城没多远的家里。
在巨大的会议室里面，赵嘉仁就给这帮人上了一课。关于海洋法系中陪审团的一课。
海洋法系原本与穷鬼无关。什么法院，选举，都是针对有钱人的。最初的时候英国拥有被选举权的都是地方上的贵族豪强，拥有选举权的也都有一定量的财产，并且有足够量的纳税年限与纳税量。所以‘俺们是纳税人’可是有钱人才能说的话。
21世纪的时候，美国议员家庭出身的法学家认为赵嘉仁也算是‘同路人’，就讲述了真知灼见。这种话是不会对那帮穷人直言的。
海洋法系建立的时候基于这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有钱人出身，他们有基本相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大家只有各个领域的不同，基本的理念其实是相同的。大概能称呼他们为‘资本专制制度的主人翁’。这帮主人翁们当陪审团，他们对于案件很上心，当然能够得出比较靠谱的结论。等到穷人拥有了选举权，而海洋法系还是食古不化，于是制度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原本看着理论完善，执行给力的制度就江河日下。
虽然赵太尉不会提及21世纪和那些不能提及的事情，不过赵太尉的话还是被这帮人听明白了。司马考带着一副主人翁的责任感，发自肺腑地说道：“太尉，我们一定不会让穷人当陪审团成员的！”
司马考的态度明显能够代表和他差不多出身的与会者。不管是司马考的师叔徐远志，又或者是刘猛，他们都微微点头，表示对司马考的支持。
倒是礼部尚书陈庆年与赵嘉仁其实并不怎么亲近，现在听了赵嘉仁的讲课，他大为感动地叹道：“太尉，我原本以为你以武人自居，所以杀心极重。现在我才知道太尉你乃是菩萨心肠。绝不肯滥杀的！”
刘猛听了这话，忍不住扭头看向陈庆年。作为赵嘉仁的早期追随者，刘猛深知赵嘉仁到底亲手杀过多少人，那是到达三位数的人命。至于在赵嘉仁亲自命令下被杀的，已经有五位数，而且直奔六位数而去。
最近赵嘉仁还在讨论两三年后的战争问题。全新的宋军非常重视歼灭，赵太尉用冷冰冰的算数向大家证明，把一个人养活到能够到战场上送死的年龄，需要消耗如何大量的人力物力。歼灭敌人，不仅是敌方的巨大损失，更是一个封建制度下短期内很难补充起来的损失。赵太尉一道命令，临安、福州、泉州这种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面就能征集出上万军队。然而蒙古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最后赵太尉推算出，只要能在战场上和地方攻略中杀掉六十万大元的军队与官员以及官员的私兵，大元就必然彻底崩溃。包括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过度杀戮，赵太尉认为整个杀掉的人大概得有一百万。
如果赵太尉能得偿所愿，由他下令杀掉的人会达到七位数……
虽然不知道别人心中的具体想法，陈庆年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对他不认同的眼光与表情。他连忙加重语气说道：“若是别人，杀人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好恶。而赵太尉乃是有制度。而这个制度本身是爱国爱民，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回想起几天前太后讲起此次审判，太后那种杀人的心思简直与暴君没有两样。”
经这么解释，不少人都深以为然。那帮进士出身的家伙格外的心有戚戚焉。便是如同刘猛这种务实主义者，也觉得陈庆年这话虽然一厢情愿，也未必就完全没有道理。刘猛也的确承认，若是蒙古肯投降赵太尉的话，赵太尉也是不会一定要杀掉六十万人。
“这种歌功颂德的话就不用再讲。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就好好的把此次的审判弄好。另外，我觉得诸位也知道为何要取消附庸，改变吏治了吧。”赵嘉仁说道。
这话一出，干部们倒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因为他们其实就是通过赵太尉建设的制度爬上来的。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吏员转为了官员。而那帮进士们中大部分也都觉得对新制度有了新认识。
检察官、法官、律师，他们都是吏员。按照赵太尉所讲，这帮人吃的是国家的财政饭，所以国家可以名正言顺的管理他们，约束他们，要求他们有道德，有理念，服从命令听指挥。若是吏员们不听话，开除公职就好。
“可是大宋的财政真的能承受这么多支出么？”陈庆年问。他算是新来的，对于很多事情难免一惊一乍。
户部管的就是财物，户部尚书徐远志大声：“原本那么多黑心附庸不照样活的好好的？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还能活蹦乱跳。新的吏治下大家都光明正大，为何会承受不了呢？难道是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么？！”
听了师叔的话，司马考只想笑。他一直以为师叔是个非常理性保守，不会做梦的人。现在看，有了梦想的翅膀之后，徐远志其实也很愿意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