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若是想回到大宋，老路线经过疫区，干脆直接走大苦湖那条沙漠道路么？”大宋的使团在地图上做着纸面作业。
大家除了接到支持东罗马卫生防疫技术之外，还有从欧洲撤退返回大宋的要求。理由很非常冠冕堂皇，蒙古转移到两河流域，大宋使者留在欧洲显得很没价值。大家都经历过这么多工作，都是大宋难得的人才。
至于背地里的理由很简单，赵嘉仁刚听到欧洲瘟疫的事情之时还没别的想法，只是觉得欧洲佬不将就个人卫生。后来接到马木留克领地上鼠疫横行的消息，赵嘉仁就突然想起中世纪黑色病的那段历史。虽然记不太清楚具体时间，赵嘉仁还是想起了有这么一回事。以赵嘉仁的心境，他不能接受上千号人留在欧洲等死，就下令让大宋使团以及地中海船队的人员准备全面撤离。
杨从容乃是收集情报的负责人而不是大宋驻东罗马的大使，他没参与这次讨论，只是下定决定要走人。杨家与赵嘉仁有过对抗，最终惨败收场。杨从容比较倾向于听赵嘉仁的命令。
在遥远的异乡生活，面对着不熟悉的城市，面对不熟悉的人群，杨从容排解难过的手段就是读书。读书能够让自己的精神重新体会到熟悉，熟悉又会给人带来安心。以前带的书早已经读完，现在他坐在椅子上看着新带来的《社会契约论》，作者的位置上用铅子印刷着‘赵嘉仁’三个字。
即便是在异国他乡，这本小书本身读起来也稍显枯燥。这种单纯的概念传播总是枯燥的。杨从容耐着性子倒也有些看进去了，因为赵嘉仁讨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对于权力也有不少讲述。
‘国家后于国民而出现……人类个体集结为部落，为部落成员提供安全与生存……部落联盟的权利与义务随着制度化变成了权力与服从……君权天授，还是民心就是天意……当大宋朝廷没办法尽义务，没办法以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模式抵抗外来入侵，没办法保障大宋人民的权利，临安的国家制度开始瓦解……随着制度完全失去能力，临安总投降就成了必然发生的结果’
有关赵嘉仁夺权的部分是杨从容最能看懂的部分，也是他能理解，却忍不住扼腕的部分。杨家就如当时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一样，觉得他们的身份就代表了一切，全然没想到支撑他们权力的基础早就崩溃。
被不少杨家人视为篡权者的赵嘉仁从一开始就以另外的权力与义务构架了全新的制度，杨家只是用来装饰这只公鸡的鸡冠。目的是不要立刻引发激烈的矛盾。毕竟赵嘉仁当时只是众多赵氏宗亲之一，他若是自立为皇帝，大宋内部立刻就要出现深刻的决裂。
放下书，杨从容深深的叹口气。真正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一种感慨，在当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等到尘埃落定之时再看，就会感觉结局早已经被定下。
结果这一声叹息就引发了众人的注意，大使立刻招呼，“杨团长，你这是有什么路线么？还是觉得我方才说的有什么不妥？”
杨从容愣了片刻才明白，原来他方才的举动被误解了，于是连忙解释道：“只是看书的时候有感而发。”
大使瞥了一眼，就笑道：“原来是官家的书。”
众人已经讨论一阵，有人想岔开心思散散心，就跟着说道：“这个书我试着看了好几遍，还是不明白要点在何处。”
“要点就是说士大夫靠不住，官家准备走回老路，靠百姓。”大使果断讲述了自己的看法。说完之后他继续招呼众人，“现在撤退路线大概确定了三条。一条是经过大苦湖一带，走上百十里路，直接到我们在红海的基地。一条是向东走，经过蒙古人的地盘，抵达咱们在巴士拉的站点。第三条就是驾船向西，绕南瞻部洲一圈会天竺洋。”
杨从容并没有听进去这话，而是觉得大使的判断让他突然间有拨云见日的感觉。原来这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制度早己存在，现在赵官家写了《社会契约论》的目的是要推翻旧有的制度，建立新制度。联系赵嘉仁取代宋理宗一脉成为大宋皇室，这个解释令杨从容豁然开朗。
“杨团长，你觉得哪条路比较合适？”大使问杨从容。
杨从容心思暂时还没回到这里，这件大事在之前也有所考虑。他就随口说道：“我觉得咱们的关键是避开瘟疫，避开蒙古人。若不是建立这个大使馆的时候就采取了非常好的卫生模式，加上咱们也都接种了疫苗。走哪里不是问题，官家让咱们撤退，自然是想让咱们能够安全回到大宋。”
听了这话，大使眼睛一亮，看来是想出了些什么。杨从容很识趣的闭嘴不言，倒不是他不想居功，而是所有考虑方才都已经合盘端出。真正走什么道路，他也不清楚。
“我原本想的是官家想让咱们撤退，现在反倒觉得官家是想让咱们安全。若是如此，我等就走蒙古人境内。”大使给了答案。
“走蒙古人境内？”杨从容懵了。
“蒙古人并不截杀商队。我等没办法一次撤走，须得分批撤离。”大使给了答案。
“走埃及不是很近么？”
“一边是瘟疫，一边是听闻见到那边有人过来就杀的蒙古人。走蒙古人那边，就得和蒙古人打仗。咱们这千余人随便有个闪失就是许多人命。走埃及那边，万一染病怎么办？”
听说要走蒙古人的境内，有人立刻表示反对，“我等把水和干粮带好，路上不喝当地的水，不吃当地的食物。只求快速通过埃及。这应该没问题。走蒙古境内，难倒就不会有闪失么？咱们又没有可靠的商队。被蒙古人发现咱们是宋人，只怕就走不掉了。”
杨从容比较认同走埃及路线，大宋好歹也有上千号人，在以往的战争中，蒙古军遇到大宋千人的军队，基本上没办法。大家又不是真的要打仗，而是要行军。走过那百十里路，就可以抵达红海口的兵站。大家就可以乘坐船只唱着歌回家。
本想参与反对大使的人群，杨从容很快就发现反对者的人数远高于支持者，以至于杨从容根本没机会插嘴。就在大使眉头紧皱，面色不善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东罗马皇帝派宦官过来。
东罗马宦官到了大使馆，只见到了大使以及杨从容等少数几人。宦官神色有点愠怒，他直截了当地说道：“皇帝陛下是要你们解决瘟疫，怎么就变成了清扫城市。”
“若是城市十分肮脏，脏东西在空气中弥漫，怎么能指望大家都没事。”大使毫不客气的顶了回去。
宦官见大使毫无退让的意思，忍不住怒道：“陛下是让你们先保证王公贵族的安全，若是王公贵族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哪里还有心思治理国家。”
杨从容本来在猜想大使的态度为何突然这么强硬，他觉得大使很可能是希望把这件事弄黄，接着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撤退。若是东罗马帝国哭着喊着抱着大宋使团的腿请求帮助，大宋使团还真得留在君士坦丁堡帮着应付瘟疫。
现在听宦官的发言，他心中一阵的不快。大宋这十几年里面动辄就写口号，官员干部动辄开会。杭州这个地方与君士坦丁堡一样，是个水路要冲。南来北往的人多了，瘟疫也多。每一两年爆发一次，有时候连着爆发相同的瘟疫。有时候瘟疫每次都不同。
直到新的防疫理论出来，朝廷搞起了‘爱国卫生月’，加上接种各种疫苗，传染病才被有效限制。这些官员们不得不承认官员和百姓在瘟疫面前没有分别的事实之后，对于不治理民间的做法就非常反感。上层卫生状况普遍姣好，真正危险的恰恰是民间。
杨从容心中不快，大宋大使也不快地答道：“你认为瘟疫还分人么？得了病，都会死。”
“百姓死了多少，只要皇帝还在，贵族还在，东罗马就不会灭亡！”宦官的回答同样非常不快。
杨从容心中一惊。那本《社会契约论》开篇就谈及的核心问题是‘到底是现有国家还是先有人民’，赵官家很明显是中国文化继承者，中国文化里面认为先有人民后有国家。孟子甚至主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东罗马帝国的上层的理解与孟子恰恰相反。明显是‘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好像投降蒙古的临安朝廷也这么想……
“东罗马也不是没人到过大宋，我们的爱国卫生月每个年都搞，想来东罗马应该知道一二。对我们来说，城市卫生无荒地。若是你们不能用我们的法子，就另请高明吧。我们只会这种包括整个城市的办法。”
话说到这里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宦官愤愤然而去，大宋使团这边也处于非常不高兴的状态下。杨从容忍不住问道：“这是故意的么？”
“故意个屁。”大使怒道：“我家里人就有五个人死在瘟疫上，我最受不来的就是这种嘴脸！”
杨从容不敢吭声了。事关别人亲属，那就没什么好谈。以前的时候觉得瘟疫是瘟神带来的，大家不得不屈从与瘟神的神力。现在得知瘟疫只是些细菌入侵人体带来的结果，人类完全有能力自救。这时候许多人对于卫生防疫就有了强烈的态度。杨从容有同学就是这样。这种情绪化的事情别说商量，就是提出任何不认同的意见都会爆发冲突。
之后众人就继续讨论怎么撤走。大多数人都支持走埃及，最后大使不愿意，众人不得不给大宋发了个消息。赵嘉仁接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大宋326年4月的事情，这就更加激发起了赵嘉仁对于黑死病的想象。
历史上的黑死病是不是鼠疫，还是鼠疫的某个变种，这个在医学界有争论。但是黑色病本身的可怕令人胆寒。据说黑死病是蒙古西征时候带去欧洲的。但是也有说法，东罗马早就遭受过鼠疫的泛滥，死伤惨重。
当墨西拿港开始爆发瘟疫时，一位名叫迈克的芳济会修道士正在那里的教堂当牧师。根据他的记录，当时“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么所有拜访过他、和他做过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坟墓里的人很快都会步其后尘。”瘟疫传染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装满尸体的车子像洪水一般涌向教堂，以进行最后的基督教仪式。
据另一位修士的记载，威尼斯城情景同样恐怖：“因为这种恶疾是借助呼吸道传染的，故当人们交谈时，即从一人传染至另一人。所有患者皆感觉剧痛难忍，有的人浑身颤抖；结果臂部及股部皆会呈现豆核状脓疱，它们感染并贯穿至体内，至使患者猛烈吐血。此种可怖症状医治无效，持续三日后即告死亡。不仅与患者交谈可招致死神，就是从患者那里买到、接触到、拿到任何东西，都能受传染而死”。
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无法解释，更无法治疗。为了寻求寄托，人们便纷纷来到教堂，期望得到神灵的保护和安慰。在牧师的带领下，他们一起祷告，祈求上天阻止这种瘟疫的蔓延。但是他的祈祷没有任何结果。相反，死者越来越多，人们日夜不停地掩埋着送来的死者，仪式变得非常简短。为了阻止瘟疫的扩散，死者的房子被封闭，没有人敢踏进它们一步。然而瘟疫却仍如洪水猛兽，又扭头向周围的乡村扩散，没有人能够躲过此劫。那位名叫迈克的修道士开始相信，这场瘟疫是上帝的惩罚，人类是无力与之抗争的。于是他便开始绕着西西里岛考察，希望一路给人们以精神的寄托。他看到，每天黄昏，就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到处喊：“收死尸了，收死尸了”，于是家家户户就把死者的尸体抬出来，搬上车，推到城外焚烧。人们甚至已无心将死者送入教堂，为死者举行葬礼，而实际上许多牧师也已命丧黄泉。
整个欧洲死了两三千万人口。赵嘉仁发现如果事情真变成这样，大宋向欧洲发展的战略本身就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