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6月，经由正遭受列强瓜分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由赛里斯保护的波斯王国，再穿越赛里斯中亚诸藩属汗国，我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赛里斯国土。”
“赛里斯与普鲁士有着数十年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但我对赛里斯的向往却并非这种关系的延伸。当我成为康德教授的拥趸时，命运就已经注定，我必须在这个优雅而强盛的东方文明里寻找到我的终极理性，完成我的智慧启迪。这一趟行程虽是受沙恩霍斯特伯爵委派，前往赛里斯吸取军事变革的成功经验，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一趟朝圣之旅。”
“原本我对赛里斯的印象跟不列颠和法兰西以及奥匈帝国这样的世界强国没太大区别，可当康德教授发表了《天道与纯粹理性》一书后，我才意识到，赛里斯与普鲁士在灵魂上已经紧紧依偎在一起。康德教授将这本书作为他三批判系列的最新注解，阐述了赛里斯的天道思想与他二元论哲学的异同之处，当时我还只是个普通陆军上尉，却觉得这一生的智慧之路已有了目标。”
“我渴望透过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去摸索到冥冥中主宰战争的纯粹理性，用赛里斯的话说，就是战争之道。过去我在赛里斯的《孙子兵法》以及欧洲军事家们的战史和战争理论著作之间来回徘徊，始终找不到方向。康德教授为我指明了方向，这方向就在赛里斯。”
“赛里斯西域大都护府治所浩罕城是我赛里斯之行的第一站，在这里我获得了西域大都护王元帅的接见，王元帅是赛里斯大英王朝开国元老王堂合的后裔，他在骑兵战术上的造诣让我万分钦佩，由此也引发了我对现代骑兵的莫大兴趣。元帅事务繁忙，没有时间跟我作深入交流，他介绍了赛里斯皇家陆军骑兵九十师的师长李俊旸，由李将军为我介绍赛里斯在现代骑兵战术上的发展沿革。”
“李将军与我的交流持续了一个星期之久，他的热情和坦诚，以及向我请教欧洲骑兵发展的谦虚，让我深感荣幸。殿下您看到这个姓氏就肯定会有所联想，而您的猜测也是正确的，李将军是一位亲王，赛里斯帝国第三任皇帝的第六个儿子。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按照赛里斯的皇室爵位制度，他只有在圆满地履行了皇室义务，并且获得皇室评议委员会的认可后，才能在临终时获得王爵，目前他还只是一位伯爵。”
“赛里斯的皇子一出生就背负上了保卫帝国的责任，他们大多数都终生服务于军界，而且各有专长，但专注于骑兵的皇室将领却很少，能获得李将军的指点，这真是我的无上荣光。”
“交流围绕着赛里斯骑兵的变迁展开，来赛里斯之前，我就读过一些赛里斯西域战史，产生了诸多疑惑，其中一个疑惑就是在1741年前，赛里斯骑兵为何兴起了一股复古变革。”
“众所周知，从上个世纪后期开始，骑兵的现代化改革在东西方同时推进，阵列线步兵的诸多特点一一引入骑兵中。简化骑兵类别，统一骑兵战术，强调整体机动乃至骑兵阵列线战术，这种变革将过去各种带着明显地域特征以及民族特征的旧时代骑兵一一淘汰。从赛波战争到中东战争，赛里斯骑兵在波斯大败波斯骑兵，在埃及大败马木鲁克，靠的都是简化后的现代骑兵。”
“但在七十年前，尤其是以1741年的西域战争为标志，赛里斯骑兵兴起的变革却近于逆时代的复古。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赛里斯骑兵依旧还划分为近十种不同类别，每种类别都承担着不同任务，有不同的装备，所用的战术也有明显区别。直到九十年代后，赛里斯骑兵才开始步入真正的现代化，各种类别的骑兵融汇为现代正规骑兵，以统一的装备和战术，承担各种任务，欧洲骑兵也在十九世纪后开启了现代化的变革进程。”
“关于这个问题，李将军的回答展示了他不仅是一位高级军官，更是一位睿智的社会学家。要把李将军的回答说清楚就不是这封信所能承担的任务，等我回国之后，会跟殿下您作详细的阐述，在这里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李将军从骑兵的基础：马说起，他认为，现代骑兵跟古代骑兵最大的区别来自于战马的出产。古代骑兵是马选择人，而现代骑兵则是人选择马。”
“他重点说到了战马养育体系，基于技术条件，古代战马养育体系非常简陋，除了数量之外，育种也是个很大的难题。这就让人们很难改变马的地域性，欧洲的冷血森林马，阿拉伯的热血沙漠马，以及东亚的蒙古马，在不同的地域，不仅只能出产不同的战马，还很难长期持续地跨地域存在。”
“现代骑兵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高度的统一性，由此可以累积为庞大的总体，训练、作战、指挥调度不存在繁杂的类别障碍。基于这样的特点，现代骑兵才可能像阵列线步兵一样，不仅可以组织为有力的阵列线骑兵，还可以承担各种复杂多变的任务。”
“要做到高度的统一性，就不止是现代军事训练体制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骑兵不止有人，还得有马。基于现代骑兵的使命，对马的要求比对人的要求还严苛得多。可以说，没有现代战马，就没有现代骑兵。”
“靠古代战马养育体系显然不能培养出现代战马，即便数量能满足需求，可战马类别却不符合要求。请注意，现代骑兵是将古代各种类别骑兵的职责融合在了一起，因此就要求战马在力量、耐力和操控以及养育成本等各项指标上都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水准。而这正是古代战马所不具备的，它们大多都在某些指标上非常突出，某些指标却又很大缺陷。少数全面而均衡的战马，却又难以大规模养育。”
“因此，寻找和培育混血战马就成为现代骑兵的基础，俄罗斯人在顿河马上的尝试就是一个例子，一种适合大规模养育，各方面能力相对均衡的战马，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训练和使用成本，从而确保骑兵在数量和组织程度上达到现代水平。”
“李将军说，赛里斯帝国从1741年西域战争后，就开始着手基于汗血宝马的培育，到现在赛里斯骑兵能驰骋欧亚，就是从那时开始打下的基础。”
“但李将军的深入解说将此事从军事层面提升到了社会层面，他认为，现代战马养育体系不仅仅是育种和牧养技术的变革，而是步入到现代社会的整个国家体系在支撑。这就意味着，一个还处于旧时代的国家，即便获得了现代战马育种和牧羊技术，以及现代骑兵的训练体系，也不可能支撑起现代骑兵。”
“他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他所统领的骑兵九十师，也称禁卫骁骑师，所用的汗血宝马不仅来自西域和中亚，还来自东亚的漠北草原，甚至南洲也是一个重要的放牧地。在如此辽阔的牧养地域里，战马的主要食料都是统一的，这使得战马只需要经过短时间的气候适应，就可以在不同环境下作战。”
“经过严格育种，保证产品尽量一致的苜蓿、燕麦等海量农产品背后，是有大规模商业资本支持的农业，加工储存和运输等环节又需要现代工业体系保障，能确保战马获得充分补给，这更是现代国家才具备的能力。”
“在旧时代，将一种战马转移到新的作战区域，不仅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还需要适应不同的食料，死亡率是非常惊人的，后者的影响更为致命。而现代战马在育种上提升了环境的适应能力，食料则需要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行保障。”
“李将军再举了步兵的例子，随便一个人拿上一杆来复枪就能变成现代步兵吗？显然不是，只是将现代步兵理解为依照教典，用棍棒操练出来的流水线产品，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李将军就认为，现代国家在很多细节上作了保障，这才有了现代步兵。比如说统一的制服，统一的装备，甚至统一的食物，只有通过各种高度统一的物质条件，训练教典才有具现出效能的作用，从而将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人打磨为战争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而这些物质条件，并非旧时代国家所能提供的。”
“李将军开了一个小玩笑，说如果一个连队里，三分之一的士兵光脚，三分之一的士兵穿草鞋，三分之一穿皮靴，要确保在每分钟八十步的缓行军速度下，连队阵型依旧完整，官兵克服障碍所具备的素质，所消耗的勇气，已经足以让他们获得一场英雄般的胜利。”
“到此我总算明白了在西域战争前后，赛里斯骑兵为什么呈现出复古趋向的原因。骑兵在西域和中亚战场扮演着关键角色，赛里斯必须大力发展骑兵，但是战马以及各方面条件都还不具备，因此赛里斯骑兵只能先走一段老路，这也使得赛里斯骑兵的面貌在那个时代繁杂多变，似乎全世界每一类骑兵都能在赛里斯骑兵身上找到影子。”
“李将军非常赞同我的观点，他特别说起了一件战史上从未澄清过的事情，那就是1741年西域战争里，俄罗斯的准噶尔军团，也就是哥萨克骑兵，为何在禁卫骁骑师面前不战而逃。”
“1741年赛里斯在西域轮台附近打败了准噶尔和俄罗斯的联军，这一战奠定了赛里斯对西域的统治，准噶尔汗国也为之瓦解。欧洲军事家们对这一场会战非常关注，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在这件事情上的说法却纷纭不一。有的人认为是叶夫秋欣临时下达了撤退命令，导致战术素养不高的哥萨克骑兵紧急变阵，这才陷入崩溃。也有的人认为是前线指挥官穆拉维约夫个人畏怯逃离，使得哥萨克军心溃散。”
“我之前也关注过这场参战兵力总计十四万之巨，但战斗仅仅只持续了四个小时不到，一方就全线崩溃的会战。时代的差异在这场会战中显露无遗，赛里斯一方伤亡不过千人，其中阵亡162人，而准噶尔和哥萨克人却死亡七千多人，被俘超过四万，其中俄罗斯的四个哥萨克骑兵团死伤过半，被俘上千人。”
“准噶尔汗国的汗王噶尔丹策零仓皇逃离，之后更在赛里斯大军的追击下，向西逃入中亚诸汗国，最后逃到波斯，也埋下了赛里斯进军中亚的伏笔。中亚和波斯的命运，乃至赛里跟俄罗斯的关系，就由这一战奠定。”
“这场会战的关键转折点正是哥萨克骑兵的无故溃散，但在1741年，赛里斯与欧洲还没有深入的军事交流，东西方战争智慧的碰撞得等到1756年九年战争爆发，赛里斯与不列颠、普鲁士等国结成联盟后才正式开启，因此没谁能探究到哥萨克骑兵到底为什么表现反常。”
“当李将军调来一个连队，为我展示了他辖下禁卫骁骑师的古典盛装时，我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哥萨克骑兵会不战而逃，太像了，禁卫骁骑师的古典盛装跟波兰翼骑兵太像了。哥萨克对波兰翼骑兵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他们当然会转头就跑。”
“李将军说，赛里斯也是在接触到波兰人之后，才真正明白这个原因。而外界之所以不太清楚，是因为在那场会战后，禁卫骁骑师再没有对阵大股骑兵的机会，于是那种羽翼也就很少再出现在战场上，成为阅兵时的礼仪装束。”
“和李将军的交流是我到赛里斯后获得的第一笔宝贵财富，这也鼓舞着我，对接下来的行程满怀憧憬。1810年7月，我到达轮台后，还刻意去了古战场，而轮台城那座高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已经成为轮台电报局的高塔，据说在当时是一座灯号塔，赛里斯人用蕴涵着无尽智慧的古老信号，向数千里外的帝国腹地传递消息。”
“殿下，您不必再对日后的赛里斯之行感到忐忑，获得这样的财富，这样的智慧，足以让任何一个人衷心喜悦，即便是身为普鲁士王太子的您，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1810年7月11日，于赛里斯西域轮台。”
七十年后，克劳塞维茨在已成为繁华都市的轮台城里，向他的学生，普鲁士王太子写去这样一封信。透过他所住旅馆房间里的玻璃窗，那座高塔依旧稳稳地矗立着，似乎一点也没受时光的侵蚀。
时光回溯，七十年前，1741年，圣道二十三年，3月5日黄昏，轮台城一片沉静，这座高塔也被浓浓的沉郁气氛包裹。
“到底打得怎么样了啊！”
魏振华不仅在担心战况，还在担心他的上司王楼官。战场就在前方二三十里，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送回来，虽然绝无可能战败，但没有确定的消息，心中总揣着忐忑。
当夕阳再一次沉下时，轮台城忽然沸腾了。在塔顶能清晰看到传令兵自轮台东面疾驰而来，进入城中，欢呼声如海潮一般由远及近，呼啸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