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拿出一张支票，递给普利兹兄弟说：“两位神父先生，请务必收下。”
史汀生无意间看到支票额度，50万美元虽然是笔巨款，但他并没有对此特别心动。史汀生不缺钱，他本人虽没有特别庞大的家业，但他可以调动的资金绝对碾压周赫煊。
我们以前介绍过，史汀生是美国的前国务卿，以后还会当战争部长。他监督研发原子弹，并主导对日核打击，又在战后建议保留天皇制。
这些都是史汀生表面上的职务和功绩，在暗中，他还是一名黑暗骑士——美国骷髅会成员。
如果说，威廉·塔夫脱把骷髅会引入第一个黄金时代，那么史汀生就是第一黄金时代的巩固者和执行者。这家伙不仅历任美国的陆军部长、菲律宾总督、国务卿和战争部长，还前后给七位美国总统当私人顾问，堪称政坛不倒翁。
在史汀生手中，美国正式进入政商二元社会结构，骷髅会几大家族在铁路、军火、金融等领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整合与强化。
好吧，姑且认为这些都是地摊文学，谁让本书叫做《民国之地摊崛起》呢。
至于咱们伟大的罗斯福总统，在地摊文学里面，似乎跟史汀生并非一路人，因为罗斯福属于共济会成员。
关于骷髅会和共济会的真假很难辨别，那些地摊内容不仅在中国流传，欧美也有很多人选择相信。因为骷髅会和共济会的确真实存在，只不过很多事迹被夸大了，有些阴谋论者，更是把珍珠港事件、水门事件、911事件等等全都往这两个组织身上套。
共济会其实离我们很近，特别是住在上海的朋友，可以去静安寺的上海医学会看看。
那里有一栋西式古典风格的米色楼房，墙体装饰有六芒星和圆规角尺标志。大楼东面一楼窗户下嵌着建房时的碑刻，倒数第六行中央刻有“FREEMASONRY”，字面理解为“自由工匠”，英文翻译即为“共济会”。
老上海人把这栋大楼称为“规矩会堂”，即是共济会在上海的第四座总部大楼——第三座总部大楼建在外滩，1930年时卖给了日本邮船会社。
由于周赫煊的关系，现在不仅上海共济会总部被盯上，就连香港共济会都被日本间谍各种监视。其实人家共济会在亚洲也没干啥，有点类似于比较高级的联谊俱乐部，而且只招收洋人会员，根本就不理睬亚洲人。
后世遍布两岸三地的“中国美生会”，有人说即为共济会的中国分支，包括孙中山和常凯申都是共济会会员。
其实如果仔细推敲，就能发现只是美丽的误会而已。
“中国美生会”或者说“中国共济会”，就是特么的洪门啊！只不过洪门借用了共济会的“圆规矩尺”标志，而且还把共济会的英文名套用过来——中国美生会（洪门）叫做ChineseFreemasons，而共济会则叫Freemasonry。
这种误会应该属于洪门大佬刻意为之，因为华人在美国地位很低，而共济会又貌似很牛逼的样子，于是直接把洪门的英文名取为“中国共济会”（“美生”是“自由工匠”的音译）。
所以，孙中山和常凯申不是什么共济会会员，而是洪门中人，只不过洪门的英文名叫中国共济会而已。
当初周赫煊跟常凯申瞎扯淡，把共济会一顿乱吹。由于两人使用中文对话，老蒋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事后派人调查才知道，原来洪门的英文名就是“中国共济会”，于是更加觉得原版共济会高大上。
中国共济会和共济会，标志相同，名称相似，其实八竿子打不着，类似于“大个核桃”和“六个核桃”的关系。
读者们以后看到有谁用中国共济会或中国美生会装逼，那就狠狠打他脸吧，毕竟《民国之地摊崛起》也具备科普性质的。
闲话休提……
史汀生虽然不在意那50万美元支票，但普利兹兄弟却吓了一跳。
亨利·普利兹说：“这些钱太多了，请周先生收回。我们建立的协会，是美国人援华协会，只接受美国人的捐赠。”
“不，”周赫煊把支票塞到对方手里说，“普利兹先生，现在的中国沦陷区，还有很多中国人处境艰难。他们被日军肆意抢夺财物，好多家庭被洗劫一空。我希望，贵组织能够联络在华传教士，用这笔钱资助那些生活贫困的中国人。”
法兰克·普利兹问：“为什么不让中国人出面援助呢？”
周赫煊解释道：“西方人援助更安全，日本暂时还不敢跟欧美列强撕破脸。”
“好吧，那我们收下，”亨利·普利兹承诺说，“我会把周先生的捐赠，每一分都用在中国人身上。”
周赫煊又问：“两位神父，你们觉得日军在南京杀了多少人？”
法兰克想了想说：“现在公认为有上万遇难者，但据我的亲身经历，我估计至少有五万以上。因为国际安全区就接纳了近30万难民，但我们离开中国时，安全区里登记的难民数量只剩下25万。”
“我推测南京遇难者人数，至少有30万，而且接近40万。”周赫煊凝重地说。
“怎么可能！”
三个美国人齐声惊呼。
史汀生瞠目结舌道：“日军在南京杀了30多万人，他们是魔鬼吗？”
法兰克摇头说：“日军攻打南京时，南京的平民有50多万，再加上近10万的溃兵，南京城内中国人的总数量才60多万。而国际安全区还保护了25万难民，如果日军屠杀了30多万人的话，难道他们把南京城杀空了？”
周赫煊点头说：“很有可能。我听幸存者说，在国际安全区以外，南京城里已经几乎见不到活人了。”
“噢，上帝！”史汀生难以置信。
亨利问：“周先生有确凿证据吗？”
周赫煊摇头说：“我手上有大量的一手资料，但还没有更多的证据。我已经联系了拉贝先生，他正在坐船赶来美国，他手里的证据更多。”
“是德国的约翰·拉贝？”法兰克问。
“就是他。”周赫煊道。
法兰克说：“拉贝先生确实是个正直的人，很期待能与他再见面。”
约翰·拉贝就是《拉贝日记》的作者，此君虽然属于纳粹党员，但并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不但如此，他利用自己纳粹党员的身份，挡住了日军无数次的刁难。他是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主席，用自己的私人住宅保护了600多个难民，而他和朋友一起建立的安全区，保住了25万中国人的性命。
有一次，日军翻墙进入安全区，拉贝连忙赶来制止暴行。在得知拉贝是德国纳粹以后，那些日本士兵连忙道歉，准备从大门出去。拉贝愤怒地命令日军重新翻墙出去，大概意思是从哪里来，就从哪里滚，凶残的日军居然也照做了。
就在前些日子，拉贝回德国并写信给希特勒，详细讲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希特勒大骂日本是野蛮民族，认为其屠杀手段不文明，屠杀的艺术应该是不见血的，然后命令盖世太保严密监视拉贝行踪。
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主席，拉贝在德国的地址很容易查到。于是周赫煊给拉贝拍电报，说要在美国为拉贝出版南京日记，拉贝立即就答应了，并带着家人坐船往美国这边赶。
同样的见证人还有魏特琳女士，她的日记在美国《同学》杂志连载，但内容都跟金陵女子大学有关。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的安全区负责人，魏特琳只收容中国妇女，而这恰恰成为吸引日军的关键，经常有日军闯入校内抢女人。
到后来，魏特琳只能自己守在校门口，严防日寇兽性大发。但日寇却总是几个人把她包围控制，再分出人手进校抢妇女，让魏特琳分身乏术，心灵倍感煎熬。
如今魏特琳还留在中国，但她的精神已经出现问题，再过两年就要抑郁自杀，在她家乡的墓碑上刻着四个中文字——金陵永生。
同样自杀的，还有半个多世纪后的张纯如。她长期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料，她的著作引起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自己却长期受到精神折磨和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胁，终于在抑郁当中吞枪自尽。
《拉贝日记》中记录了500多起屠杀案例，《魏特琳日记》也记录了多起强暴、绑架和杀害妇女案例。周赫煊不仅要出版这两本日记，他还要根据大量一手资料，自己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并且要在美国和欧洲出版。
不能等到20世纪末，才让张纯如一个弱女子，备受煎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在得到欧美社会关注后却抑郁自尽。
有些事情，必须让世人铭记，而且越早越好，越久越好。
周赫煊无法做保护者，但他却能做一个揭露者。
“两位神父先生，还有史汀生先生，我准备写书揭露南京大屠杀，请你们务必帮忙，不能让血腥残酷的事实被掩盖和遗忘。”周赫煊突然鞠躬道。
“我们会的，请放心。”普利兹兄弟立即保证。
史汀生也承诺道：“我会保证书籍顺利出版。”
史汀生的承诺，才是周赫煊真正想要的。因为在此时美国孤立主义盛行的政治气氛下，就连日军轰炸美国战舰的影像资料，都被刻意删减后才公开放映，更何况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
史汀生已经伺候了六个美国总统，他在美国政界影响力极大。更难得的是，加盟骷髅会的惠特尼家族，也跟史汀生站在一边，迫切希望美国尽快参战——惠特尼家族想发战争财大卖军火。
有了史汀生帮忙，就能保证大屠杀书籍的顺利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