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部在大坝基地边缘的一所水泥房子里，已经进行过加固。
这是我获救后第一次走出医疗区，一路上发现到处都在急性加固和检修，焊接光闪得一大片一大片的。
走进水泥房，就看到几个军官正在说话，其中有我们刚被救上来时碰到的程师长，他们都板着脸。
如果是其他时候，我对付上级还是挺有一套的，我这人属于老大难，看上去老实，其实古灵精怪，做事不会犯大错误，但也不会老老实实听上头的话，是上头觉得不管不会出什么大事，但也没什么前途的那一批人。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上头的几个人我不了解脾气，而且气氛非常压抑，我几乎站不住，手心已经开始冒汗。
这时我已经知道自己的紧张和心虚是压制不住的，索性就不压制了，让他们觉得我是因为看到上级才会有这样的紧张表现。
整个报告的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我浑浑噩噩，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过关的，只是在说到胶卷的时候，我强调我是看过胶片的，但我发现他们无动于衷，好像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说完后，我忐忑不安地看着他们，不知道面对我的会是什么命运，是被挥手带走，还是会被质问？
没有想到，几个人只是低头记录，然后问了我几个小问题，要求我把说的内容再作一份书面报告，就让我离开。
我从帐篷里出来，被地下河的寒气一激，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是冷汗，凉得要命。又去回忆作报告时的情形，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露出破绽，继而怀疑起几个军官的那种表情，那是他们不动声色的习惯，还是意味着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问题，所以不露出表情？
各种猜测让我无比的忐忑，想来想去觉得还不如袁喜乐那样失去神志的好。
之后两天，王四川也来找我，他也有和我一样的疑惑。因为他在作报告的时候，很含糊地略过了看胶片的那一部分，原以为一定会被追问，后来竟然也没有人问他。整个报告的过程也非常顺利。
我想着，难道是我们想太多了？如果那些军官不是故弄玄虚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其实根本不在胶片身上，甚至根本不在我们身上，这些报告只是走过场而已。
但是，从那些军官的级别来看，好像又不是走过场，这些领导都是大忙人，如果一点也不在乎，找几个中级军官就可以了，何必自己上阵听我们作报告。
于是我隐约猜到这件事情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根据，只是一种猜测。
事情说到了这里，可以说真正告一段落。
我们作完报告之后，在医疗帐篷里又躺了一个礼拜，这时防卫逐渐放宽，其他人被允许来看我们。
我和王四川因为敌特的事情，都非常小心，后来逐渐发现没有必要，甚至还发现虽然我们帐篷外的警戒放宽了，但整个医疗区的警戒反而严了。
袁喜乐的帐篷还是没法进去，我隔三岔五去看看，旁敲侧击地打听，都没有任何结果，慢慢地也就麻木了。
这段时间里，我们得知，整个洞穴已经被我们的工程兵占领了。不仅是这里，其他的支流也都有队伍驻扎。
虽然人死的死，伤的伤，但我们带出来的平面图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们原来在大坝里搜索幸存者靠的就是这个，具体的过程，在后来的会议上我们也听到了一些。
从我们在佳木斯集合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个月的时间，不能说经历了很多，但这一次的经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也最有传奇性质。
我想到未来，我一定会有很长时间，忘记不了那片空旷的深渊，以及那盘胶卷中拍摄到的骇人影像，还有和袁喜乐的那四天四夜。
这一定是我生命里最难忘的一段黑暗时光，它虽然不如我们向往的战争那样气势磅礴，但能亲历这里的奇诡和神秘也不错。
可惜，我发现我的这种想法毫无价值，因为几天后，我就意识到最后的那个猜测是正确的。整件事情才刚刚开始，而我们经历的那部分，不过是交响乐的前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