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刺后的汪精卫表面有所收敛，实则却把亲日言论加紧付诸实施。据战后披露文件表明，起初蒋介石对于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暗中控制，谈判代表必须分别向蒋、汪进行汇报，只是到了后来形势变化，蒋介石穷于应对战争，党内大权旁落，谈判渠道逐渐为汪精卫所控制，才有了后来的高宗武秘密访日、上海“重光堂会谈”和轰动一时的汪精卫出走事件。
与烽烟四起的抗日战场相比，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几乎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中方代表高宗武赴日谈判的答复被日方一拖再拖，变得遥遥无期，日方态度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傲慢无理，说明日本人正在对谈判失去兴趣。检讨对日战略，汪精卫认为抗战恶果已经全面显现出来，同强大的日本人拼武力无异于自取灭亡，这个惨痛教训难道不是为抗战十个月来的严峻形势所证明吗？因此抗战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谈判桌上来，哪怕再屈辱的条件也必须接受。中国历史上“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伟大的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和满清铁骑入关，最终不也被大汉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潜移默化地同化了吗？因此中国军队再不可主动出击，不要刺激日本人，避免出击越多失败越快。
这就是汪氏三大政治主张之一的“和谈救国”论。
但是昨天江对岸的武昌军委会再次传出风声，中央军又要主动出击，在中原地区打一场大规模战役，令汪精卫心情陡然凉了半截。由于没有军权，汪精卫说话不算数，对军人奈何不得。但是指挥不了军队不等于坐视不管，汪精卫强忍伤痛，下令召集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开会，准备问责大权独揽的蒋委员长。他决心针锋相对捍卫党权，与蒋介石军人集团斗争到底。但是通知发出去却只有半数中政会委员到场，原来军队实行沿江戒严，轮渡停开，许多人无法过江来出席会议。
孙中山在世制定“以党治国”的基本国策，从理论上说国民党中政会当是最高权力机构，以此体现党的一体化领导作用。问题是蒋介石掌握军队，军人才不管你什么鸟委员会，枪杆子就是一切。汪精卫不得不费了很多口舌才在中政会上通过一份决议，要求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在进行重大行动之前须向中央进行汇报，批准之后方能实施，否则就是藐视党中央。不料一江之隔的武昌军委会却拒绝接受，军人轻蔑地把决议文本退还给秘书处，而且不附加任何解释。几天之后中央党部秘书竟然在街头挨了一顿暴打，警察局破不了案，只好不了了之。汪精卫吃了哑巴亏，打落牙齿往自家肚子里咽。
抗战初期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暗中磨刀霍霍，隐藏在抗战阵营待机而动。汪氏多次对人提及，有朝一日上台执政，第一要务就是清洗军队，将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号称“天下第一师”的中央军第八十八师龙慕韩师长接大本营命令，十万火急转进豫东，投入围歼日寇第十四师团的战斗。
龙慕韩，字汉臣，安徽人。黄埔一期毕业，陆军中将，出身官宦世家，“祖父为其取名慕韩，乃仰慕公卿圣人韩非子之意也……”。据《黄埔同学志》载，龙慕韩学业优异表现突出，升任学兵第六分队长（见习少尉）。当时黄埔军校学术氛围浓厚，经常开展外军战术理论研讨活动，龙慕韩是坚定的拥德派，他撰写多篇论文雄辩地论证德军战术的先进性，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指出如果不是某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介入，奥匈帝国必将击败英法联军。结论是中国军队应向德国而不是苏俄学习，强大国防才能御侮于国门之外。
学生观点引起校长蒋介石的注意，他不仅在百忙之中亲自阅读学生论文，还单独召见龙幕韩对其大加鼓励。此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关系处在同床异梦的微妙阶段，蒋介石暗中控制军队，在黄埔军校大力培植个人势力，因此龙慕韩一跃成为校长的得意门生，后来被校长亲自点名留校任教官。此后龙慕韩刻苦钻研军事，短短几年时间从少尉教官升至中校副总教官，成为当时有名的战术理论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龙慕韩结束教官生涯，追随原黄埔军校教务长张治中将军开赴上海前线作战，任第八十八师上校团长，他把课堂上的战术理论运用于实践，从而开始铁马金戈的战场之旅。
随着国民政府大力推进军事改革，第八十八师率先完成现代化改造，成为中国军队中一支独秀的 “德式师”。1937年抗战爆发，第八十八师先后参加震惊世界的淞沪大决战和南京保卫战，浴血奋战重创日军，而龙慕韩因为作战英勇指挥有方，连续升任少将旅长和副师长，不久又成为这支军威赫赫的“天下第一师” 中将师长。
接受大本营任命当天，正在前线的龙慕韩接到一个特殊电话，那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校长亲自从武汉打来的。蒋介石语重心长，对学生谆谆教导勉励有加，龙慕韩听到领袖声音，“如闻天音，不禁声泪俱下”，誓言决不辜负校长教诲，披肝沥胆报效国家，马革裹尸再所不辞。
1938年5月，日军第十四师团偷袭中原腹地，威胁陇海铁路，第八十八师中止在河南洛阳的布防任务，因有第二六四旅已在民权附近投入战斗，龙师长火速率领直属部队和第二六二旅搭乘军列，星夜兼程开进豫东前线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