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年、永历十九年底，清廷发起了对川北的攻势。转年年初就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此后就彻底丧失了对南方的军事威慑权。
以杨在杨大学士为首的大明中央朝廷，随即以永历天子的名义要进一步给邓名加官晋爵。邓名谢绝了晋升他为郡王的恩典，却暗示他希望在职务上能有更高的提升。
经过一番研究后，杨在以大明天子的名义重开大都督府，打算授予邓名征虏大将军的称号，这也是武将能够得到的最高官职。虽说征虏大将军这个职务是朱元璋停止授予武将的，重开大都督府似乎是对祖制的违背。不过，朱元璋也没有把亲王授给过外姓人，从这个角度上说，永历给予南明三王亲王的爵位已经是开了先例。
在邓名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武人的最高职位后不久，南方就再次出现了激烈的动荡。
由于在川北遭到惨败，清廷只好把福建和广东的治权交给了耿继茂和尚可喜，让他们二人成为了和吴三桂一样独立王国的藩王。不过清廷对广西的处理稍嫌迟缓，孙延龄无论是资历还是实力都无法同他的岳父孔有德相比，对广西的控制也十分有限，因此没能搭上这趟顺风车。
一无所获的孙延龄对此当然非常不满，他开始公开对手下抱怨，称清廷的主力先是打不过川军，然后又打不过川军扶持的夔东军和浙东军，现在居然连川西的农民都打不过了——川北最让清廷丢脸的就是，被清廷大吹大擂的名将赵良栋统率的河西精锐，居然被江油一代的川西农民自卫队打得几乎全军覆灭。虽然清廷企图解释川西的农民完全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农民，但这完全是越抹越黑，孙延龄他们对川军的战斗力没有直观印象，认定了清廷的精锐已经腐朽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死抓着权力不放，说明现在这个朝廷已经完全没有自知之明。
在这种情况下，孙延龄就开始和吴三桂勾勾搭搭，打算一起用“通邓”的罪名讨伐湖广总督张长庚。
相对消息闭塞的广西，武昌的张长庚则惊骇于川西的战斗力，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很多关于川北会战的报道。明军正规军和清廷主力进入战场之前，赵良栋面对的只是江油的民兵。而且赵名将还有奇袭的优势，一开始赵良栋用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伎，在杰书大肆宣称要去重庆的时候，暗地里派遣精兵背负少量粮食，日夜兼程偷渡剑阁、突袭江油；明军也确实没有能在第一时刻作出反应，当清军先锋兵临江油地区的时候，明军正规军还没有得到消息。
江油地广人稀，但是每个农民都拥有大量土地，生产的粮食富裕，所以农民们纷纷自行养马出售给川西的骡马行。赵良栋入侵江油的时候，当地的农民人人有马，每家都有好几支步枪。最让张长庚震惊的是，川西报纸上详细介绍过一个名叫匡太平的农民保卫家园的壮举。这个人拒绝向清军的征粮小分队提供粮食，带着老婆和两岁的孩子藏进他的谷仓里进行抵抗。清军的征粮小分队共有十个人，匡太平用步枪打死了五个，然后骑马追击逃跑的清军溃兵，又砍死了三个人。第二天清军动员了上百披甲，由一个千总带队，用长矛、大刀和弓弩围攻这个农民驻守的谷仓，又被步枪打死了好几个人。此时匡太平的连襟司马求道闻讯，带着周围的十几个农民骑马持枪赶到，将带队的千总当场击毙，还乘胜追击打死、打伤了几十个清兵。这对连襟也因此成为轰动全川的英雄人物，战后还接受了好几家报纸的采访。还有个从绵竹来增援的农民也沾了匡太平的光，同样成为了新闻人物，这个绵竹农民名叫安逸臣，是匡太平以前的好友，也是第一批在闻警后就骑马负枪星夜赶去江油支援的绵竹农民，很多报纸都热情地报道了这两个人的战友之情。
轻装前进的清军征不到粮食，立刻陷入了困境。赵良栋的手下被农民打得丢盔卸甲，迫使他亲自指挥对这些武装农民的进攻，还投入了他的亲兵营。可是面对一人多马而且人人持有先进武器的农民龙骑兵大队，赵良栋的重装步兵竟然不是对手，泥足深陷。十天后，明军的正规军尚未抵达，但绵竹数千持枪的农民大队已经骑着马、坐着马车陆续赶来增援了，连赵良栋的亲兵营都被他们打得失去了战斗力。
对于这些报道，其它地区大都认为是天方夜谭，就是北京也将信将疑，怀疑明军吹嘘的成分居多，更大的可能性是明军的正规军化妆成农民，伏击了人生地不熟的赵良栋。但张长庚却不怀疑，因此康熙四年初川北战役结束后，他就打定主意进一步向四川靠拢。而且此时张长庚已经分别从成都方面和北京方面得到消息，知道吴三桂正在打他领地的主意。得知孙延龄也参与到密谋中后，张长庚把大批原先放置在湖北的军队调动到湖南，防备吴三桂和孙延龄，还同时向北京和成都求救。
为了获得成都的支援，张长庚贱价把岳州卖给了李来亨，把钟祥卖给了郝摇旗，从成都拿到卖地的钱款后，他送一半给北京作为效忠费。本来成都和北京都不愿意吴三桂进入湖南，拿到好处后都表明立场，支持张长庚继续统治湖广——因为张长庚的卖地行为，成都方面觉得张长庚确实是湖广目前最合适的统治人选，而北京也对他迫不得已的行为表示了谅解。北京宣布张长庚绝无通邓行为，如果吴三桂和孙延龄擅自开启战端就是犯上作乱，要他们两个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成都则表示，虽然自己和武昌毫无勾结，和清廷势不两立，但若是吴三桂、孙延龄这两个人既不忠于大明也不忠于满清的话，也会出于支持忠臣义士反对反复小人的原则支援武昌，以弘扬天地间的浩然正气。
而吴三桂一面继续秘密向成都和北京陈情，一面依旧紧锣密鼓地准备进攻湖南。他的盟友孙延龄也公开放风，激烈攻击张长庚卖地和调兵南下的行为，认定这说明武昌无心抗明，一心要和清军嫡系打内战。
如果说这一切已经让天下人看得眼花缭乱的话，康熙四年底的事情就演变得更加精彩。吴三桂终于誓师出发，讨伐“通邓”的逆贼，孙延龄提供了部分粮草并派出兵马助战。结果吴三桂拿到粮草后却突然清洗了孙延龄的部队，突袭擒杀了孙延龄父子，软禁了孔四贞，并吞了广西的军队和土地，宣布孙延龄一心发动清军内战，是“通邓”的逆贼！
战后，吴三桂和张长庚恢复友好，主动撤离了贵州、广西与湖南边境上的驻军，同时还把孙延龄原本应得的那一份湖广协饷也纳入囊中；张长庚保住了大部分领地，避免了吴三桂或是明军进入他的地盘；北京和成都也放下了对湖南的担忧；吴三桂一下子把领地扩大了一倍。大家皆大欢喜，除了已经身首异处的孙延龄。
因为明军又光复了两府，杨大学士就把邓名官衔前的“征虏”二字也去掉了，从此称为大将军邓名。这次发起南洋战争时，大名内阁在邓名高调宣布出兵后，也高调宣布要恢复“丞相”这个被明太祖废掉的官职，暂时让邓名摄“副丞相”，代行丞相事。
等到这场战争胜利，丞相前的那个“副”字肯定就可以去掉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而邓名的手下已经开始用丞相称呼他了。
“抵近作战，最好能够夺取西班牙人的大舰。”宣读完院会的文件后，邓名和将领们坐下来，进一步阐述他的作战目的：“保住西班牙人的这些大舰是很重要的任务，如果只是单纯摧毁了他们，我们固然赢得了周围的制海权，也能顺利取得马尼拉，但荷兰人的威胁仍在。”
并不是每一场海战都能预测，一旦和荷兰进入战争状态，整个南洋海域就不再安全。如果在辽阔的海域遇上荷兰人的巨舰，中国的武装商船就会成为没有自卫能力的靶子。
西班牙人固然希望靠一场主力决战来消灭明军的海军，而明军又何尝不是如此，邓名盼望能够通过几场堂堂正正的海战，彻底摧毁西班牙和荷兰在东南亚的海上力量，以免陷入被动挨打的海上交战和游击战中。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重视贸易，邓名对贸易的重视程度丝毫不在他的敌人之下。
“只有西班牙人的大舰才具有和荷兰人大舰相当的重炮。我们夺取了西班牙的大舰，才能够在荷兰人攻击我们时，击穿他们的装甲。到时候，这些大舰会是荷兰人首要攻击的目标，我们的小船可以有机会抵近攻击；如果荷兰人避免决战，我们也可以用这些大舰保护航道。只要采用新式的炮弹，我们就算水兵的实战经验稍差，在一对一时仍能占到荷兰人的上风。”说到这里，邓名微笑了一下：“毕竟我们这次远征的目标是巴达维亚而不是马尼拉，如果能够一次解决，我们就没有必要拖到几年后再来一次。”
所以，此次远征的关键就是和西班牙主力舰队的海战，明军不但要取胜，而且要夺取西班牙的战舰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摧毁，更要避免西班牙的船只逃脱；在这一次作战中，不会有大型战舰吸引火力，为明军的小型战舰递进攻击创造机会；至于明军的统帅邓名，更是没有海战的经验。
会议结束后，邓名在一些军官的护卫下站在旗舰上眺望远征军的舰队。停泊在巴布延海峡北方的明军舰队静静地等待着，数百艘帆船都落下了风帆，在泊地上空形成了桅杆之林。
“老王在时，想的就是从对岸登陆，然后水路并进直捣马城城下。”说话的是延平郡王派来的使者冯锡范。康熙三年，清廷以不剃头、不朝见、不进贡的条件试图与郑经议和，并暗示可以在郑家内讧中站在郑经一边，但却遭到了郑经的严词拒绝。二十出头的延平郡王二代，当时和邓名、张煌言的关系极差，更因为对日本的贸易，以及张煌言收留郑袭、郑瓒绪等原因，到了近乎开战的地步，但郑经仍表示他绝不会考虑向清廷投降——郑成功选择为民族奋战到底，这同样是郑经的骄傲，他甚至明确对清廷表示，就算邓名和张煌言选择与清廷议和，他也不会同意。
只是郑经虽然有志气，但在处理和盟友的关系时依然故我，从康熙三年、永历十九年开始，在刘国轩这个主战派的支持下，多次和舟山的郑成功旧部以及浙东军发生摩擦。不过邓名对郑经表现出忍让态度，在不激怒川西院会的范围内，尽可能给台湾补偿。现在已经是康熙十年，永历二十六年，郑经年近三十，他的火爆脾气看上去有所收敛，而且川西长期奉行的忍让态度也得到了延平郡王府内部一些人的体谅，比如这次，郑经指派陪同邓名远征的冯锡范，就是一个对川西明军的主和派。
据邓名所知，在台湾处理政务的陈永华，也是冯锡范的盟友。川西一直在海贸上与台湾分享利润，对延平郡王府的内政帮助很大，因此陈永华一直争取缓和东宁和成都的关系，避免双方爆发冲突，导致台湾骤然失去主要的财政支柱。而冯锡范也赞同和成都保持良好关系，主要的原因竟然因为他是火器派。在邓名前世，冯锡范就力主应该仿制西洋战舰，甚至建议郑经聘请英国教官训练台军，全面换装火器；而刘国轩要保守得多，对福船和传统的解舷、纵火战术非常痴迷，屡次反驳冯锡范的倡议，说冯锡范根本不懂得战争。
刘国轩这种意见不仅是台军的主流意见，也是浙东郑军的普遍看法。郑成功用这种战术屡挫强敌，所以大家都认为郑军并没有大的改革必要。冯锡范的改革意见也没有得到郑经的赞同，当看到邓名不用人劝就在改装西洋商船，并大力发展火器部队后，冯锡范就变成了台湾的四川派，一谈到军事就言必称川西，用来弥补他没有领兵作战过的短板。
“延平郡王的计划就是水路配合，一路打过去吗？”邓名知道郑成功曾经有个计划，想要把菲律宾纳入大明的版图，但对具体的计划并不清楚。听冯锡范说起老王，就好奇地问道：“虽说水师得到陆军配合可以安全得多，有了水师，陆军行军也不会太辛苦，不过从这里到马城还是太远了吧？”
邓名的主要疑问就是，如果遭到西班牙海军的不断骚扰怎么办？西班牙舰队甚至可以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始终保持对明军的压力，而明军只要不小心露出破绽就可能导致灾难。
“如果是老王统军，定能叫西夷有来无回。”冯锡范脸上露出一丝骄傲之色。郑成功身经百战，陆战、海战双全，就算敌方在舰船或是火器上有优势，但总会被郑成功设法引诱到他能发挥长处的战场上击败之。在郑成功去世后，冯锡范根本就不同意继续觊觎菲律宾，也反对继续封锁海峡；在邓名前世，明郑落幕前夕，冯锡范也反对去菲律宾做孤注一掷的冒险，因为他认为，若没有郑成功这样的统帅，明郑集团无法靠着福船和重装步兵击败西洋的远洋战舰和火枪部队。
在那一闪即逝的傲色过后，冯锡范脸上又露出遗憾的表情：“所以卑职一直向王上建议，要像丞相一样造西洋战舰，操练火枪兵。当初以老王神武之姿，对付泰西虽然不是大问题，但老王的对手本来也不是泰西的名将——换言之，因为装备的不同，老王这样的盖世英雄对付几个无名之辈都要花费力气，那就足以说明西洋大舰和火枪的厉害了，所以我们非改不可啊。”
因为步枪展示出了巨大的威力，现在台军中也认可火器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在缓慢地开始改革；但郑军对福船的痴迷依旧，因为清军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水师，所以很难证明邓名购买的这些西洋战舰的价值，而郑成功时代，这些西洋战舰也不是郑成功的对手。
邓名忍不住侧头看了冯锡范一眼，他知道很多反对军事改革的人不仅受到固有经验的限制，也有朴素的民族情感夹杂在其中。比如步枪在川军中的推广就比缅甸火铳要顺利，只要价格合适，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步枪在川军看来是汉人自己的发明，至少是改良的火器，而缅甸火铳则是蛮夷的东西，如果说火铳能取代所有的传统武器，岂不是抬高蛮夷贬低自己祖先？而海军之所以好办，也是因为川军缺少海军传统，加上邓名具有权威，可以轻松拍板。但是在浙东的郑军中，直到现在，仍在苦思如何改良传统的福船让它能更快更大，或是整天讨论如何把郑成功的战术发扬光大，以达到用小吨位的福船击败西洋巨舰的目的。
“没想到冯锡范居然还是个改革派。”邓名在心里暗暗想着。和他这种通晓外星科技的人不同，冯锡范能够有改革的见识相当不错，尤其是他还能从郑成功的胜利中总结出完全不同的经验。一般来说，胜利只会让人自满保守，而不是意识到需要改革、学习。
即将爆发的海战其实让冯锡范也无比紧张，他也在热切地盼望着光辉的胜利。在邓名的前世，经过三藩之乱后，冯锡范才开始在军队中获得一定发言权，不过军事改革对明郑来说实在是太迟了。而在这个世界，冯锡范同样是郑经最信任的侍卫军官，而他还能用邓名做例子，说服主君赞同他的军事观点——在得知邓名决定和西班牙、荷兰开战后，冯锡范就自告奋勇作为郑经的特使，带领一队台军参战。这些随行军官都是冯锡范精挑细选的年轻军官，也都和他一样有进行军事改革的想法，如果邓名的海军能够通过一场堂堂正正的海战击败西班牙舰队的话，冯锡范相信能给他的主君带来足够的震动。
“就算其他人说什么老王也能打败红毛的战舰，王上也可能口头上称是，但王上也明白西洋战舰有多么厉害。”在邓名悄悄打量冯锡范的时候，后者暗暗一握拳，在心里对自己说道：“王上派我来吕宋，其实就说明王上也心动了，让我亲眼看看火器化军队的战力——听说连鞑子都开始组建火器化的军队了；王上让这一队人跟着我一起来，也是为了让大家眼见为实，瞧瞧保国公的新式舰队到底能不能打仗，将来那些反对的人也就无话可说。”
大家都知道，郑成功的计划邓名肯定模仿不来，和西班牙主力舰队的决战势在必行。一开始，冯锡范等台军的建议就是设法诱使西班牙舰队入港休息，然后集中全部明军的军舰围攻港口。把所有的大炮都卸下来提高船速，把每一条能上阵的战舰都改装成纵火船——总而言之就是采用大规模集中使用纵火船的战术，争取把西班牙舰队全歼在港内。
但是这意味着巨大的牺牲，明军将士需要以最大的勇气冒着西班牙人的炮火全速冲杀，而且在各个方向上都需要保留预备队，以防西班牙人集中朝一个方向突围——若是放敌人跑出海，那明军的纵火船冲锋就会变成鲁莽无谋的送死——因此势必要保持阵型的厚度；而纵火船集体冲锋还需要保持战线尽可能地紧密，如果单纯重视阵容厚度而不够紧密，就可能导致西班牙人分散从明军的船阵空隙间冲出外海。
复杂的临场指挥就不用指望邓名能做到了，别说邓名做不到，郑成功去世、郑泰被杀后，闽军就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做得到。因此，为了提高成功率，冯锡范他们甚至建议邓名用铁链连接部分冲锋舰——这当然会导致冲锋的明军航速更慢、动作更迟缓从而付出更大的伤亡，不过若是拦不住西班牙人，那明军就都白死了。
看到邓名的新式炮弹后，闽军虽然修改了建议，但仍然觉得纵火船是必不可少的：在明军前排的纵火船以大无畏的精神冲上去以后，接着的是同样勇猛突击的炮舰——如果能及时扑灭敌舰上的火，那战舰就有可能修复，如果不能，至少也保证了明军在菲律宾海域的制海权。
“我打算夜战。”在四川的时候，邓名就和部下们做过一些简单的推演，认为这种冲锋即使取胜也会让明军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崇明的时候，浙东郑军也向邓名推荐过纵火船战术，当时郑军建议必须要设法引诱西班牙舰队靠近海岸，而明军的纵火舰队要位于外海和西班牙舰队之间，郑军估计要付出上千明军伤亡的代价。
而与冯锡范会师后，冯卫士认为这个数字依旧太乐观，虽然郑成功轻松地用这个战术击败了荷兰人，只付出了几条船和几十人的代价，但大概谁也没本事像郑成功那样能在敌人的地盘上，把荷兰人的海军一直引诱进河口，而且无论事先的隐蔽还是出击的时间都完美无缺。冯锡范认为凭借邓名的指挥水平，如果是用老式福船，成功的指望顶多只有一半，现在速度更快的帆船倒是提升了邓名很大的成功几率，不过他估计伤亡恐怕要超过两千人，损失的海船恐怕也要在一百艘之上。
这个损失当然是邓名不愿意负担的，所以川军决定等西班牙人停泊、睡觉后，再去发起堂堂正正的挑战。只是在冯锡范这些台军和浙东军的参战人员看来，这显然是旱鸭子对海战完全缺乏了解。
“丞相明鉴。”和那些第一次听到这个计划的浙东军将领一样，冯锡范和几个台军将领立刻明确表明反对：“夜色确实能让西班牙人（经过邓名不断地影响，现在他们已经不用佛郎机这个称呼了）暂时发现不了我们，但我们也看不清敌人舰队的阵容。”
既然看不清敌人的船只停泊情况，明军的突击就有很大的偶然性——这可不是内陆的河流，即使是以长江的宽阔，船只的停泊位置依旧相当有限，但在大海中，船只到底停在什么位置实在不好说——西班牙的舰队处在备战状态，是不会聚在一起给明军放火烧的。
而纵火船在黑夜中更是再明显不过的靶子，到时候西班牙人在暗处，中国人在明处，盲目的冲击一定会导致惊人的损失，黑夜带来的坏处足以抵消明军能够悄悄靠到近前的优势。
冯锡范想到，邓名可能是迷信他的新式炮弹。那种炮弹确实威力很大，不过那也只有建立在能够击中敌人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效果。在黑夜中胡乱射击时，明军的命中率更是会大打折扣。最大的可能就是混战一夜双方都没有什么损失，西班牙人的舰队完好无损地移动到外海，等天明后，完全没有受到损失的西班牙舰队就会给明军海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