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四个省的全面征兵是一件真正的大事。除了土改之外，或许是第一件能称为一盘棋的工作。义务兵役制的要点之一就是异地从军。例如，安徽籍的军人将在安徽之外的三个省服役。那么不仅仅是要有人服役，组建新的军队。更重要的是，各省都要有自己对军队驻扎和使用的安排。
根据地从来是不缺乏事情干的，从按部就班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都是一等一的大事。不过在中国，1911年则有一件天大的事情。第一届正式国会要召开。宪法什么的姑且不论，但是这届国会要决定满清政权的生死。人民党已经表过态，只要满清还在，人民党就绝对不会停止任何军事行动。
所以党中央的通信发到了根据地其他三省的时候，三省的省委都意识到了这次大征兵活动的一个要点，“不用遮遮掩掩”。
“如果这次议会决定满清覆灭，那很好。如果周边哪个省敢投票支撑满清继续存在，我们就立刻对其发动军事进攻。”陈克在《1911征兵工作意见》当中写的明明白白。
既然中央如此决定，各省委自然不会有意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队的职责就是战争。这次征兵工作虽然重要的目的在于确立现代国家体制中重要的兵役系统，而且对部队的使用是以“工程兵”为主要目的。不过部队首先需要军事训练，那么一场战争也并非是件坏事。
普通兵役的特点是全面征兵，如果一定好凑够人数的话，人民党不是没有办法。就如同安徽省长齐会深问陈克，“是不是要在大别山区多征兵？”
人民党几大兵源地里头，大别山首当其冲。山区人民生活困苦，即便是在新制度下，想一时半会儿彻底改变大别山地区的局面也不现实。人民党现在已经有了近20万部队，想在大别山区再征召十万人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陈克当时就否决了，“保家卫国不是大别山区的特权。每一个地区都有这个义务。”
人民党全面人口普查工作正好给这次征兵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按照百人抽一的比例，根据地6100万人口，要征集61万军队。这在1911年的中国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按照每个士兵每个月50斤粮食计算，61万军队一个月就是3050万斤粮食，一年就是36600万斤粮食。用根据地的粮价来计算，也就是9150万元人民币。这年头粮价变幻不定，不过一两银子大概能买50斤米。按这个价格就是732万两银子。白银与银元折算大概在一两银子等于2.5元银元的比例上。也就是1830万银元。
外省的军队里头，每个军人每个月军饷五块大洋，北洋军的更高。人民党的部队每个月是八块钱人民币的补贴。61万军人一年还需要，5856块人民币。
在不包括军队的装备的情况下，单单人民党61万军队的补贴加上粮食，每年就需要3000万银元的军费。这个军费是可怕的，莫说一个省，就是整个北洋也绝对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各省里头都有自己的统计部门，随便计算了一个，各个省委干部们都脸色发白。
再把服装，武器弹药，各种军队部门的装备，日常开支给计算在内，没有6000万大洋根本养不起如此规模的军队。把军队作为单纯的消耗单位来看待，穷兵黩武意味着大量的支出。
不过人民党的计算方法从不会如此，人民党看到的，是61万聚集在一起，能够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民。这61万人军队，在三年的服役期中，经过教育，都会成为良好的公民，即便他们退役了，这也是极为可观的人力财富。
这里面会出现多少干部、工人，会出现多少更行各业的骨干。当这庞大的队伍接受了训练与锻炼之后，人民党领导的整个体系中的人力匮乏局面会得到极大的改善。而且在这同志退役之前，他们也将建设多少极为重要的基础建设，在搞建设方面，军队比地方组织的那些劳动团队强的没边。所以没有人提出质疑。倒是各省建设部热情洋溢的开始筹划各地要兴建的基础建设清单。
不过人民党现阶段对于外部变化的注意还是少了些，人民党的内务压倒了外务，仅仅是人民党一家的问题。其他各个势力都在紧密关注着即将到来的第一届国会。在台上的还好些，局面实际上已经能够确定。
在袁世凯宣布上次临时国会议员自动获得第一次国会正式议员身份之后，稳定就成了已经在台上的各势力压倒一切的努力。
不过各个在野的政治势力则不这么看。例如百忙中的陈克得到了消息，孙中山派遣了自己的使者再次拜会。上次孙中山派遣黄兴与宋教仁前来拜访，结果是两人离开根据地之后就选择了退出同盟会，带着华兴会直接回到了湖南继续进行实际革命斗争。陈克有点兴趣的想，这次孙中山到底会派谁来呢？
当“北一辉”三个字跃入陈克眼帘的时候，他眨了眨眼，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北一辉这个人历史上不是特别有名，虽然有些说法认为，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化的思想领路人。但是陈克对此并不支持。
北一辉（1883年4月3日—1937年8月19日），原名北辉次郎，1883年（清光绪九年，明治十六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佐渡郡。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明治三十九年）二十三岁时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批评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因而在反政府的社会主义运动阵营里蔪露头角。同年加入革命评论社以及同盟会，展开他投身中国革命十三年的生涯。在这段时间，1911年（清宣统三年，明治四十四年）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此后北一辉长居上海。1913年（民国二年，大正二年）因宋教仁被刺，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遭日本驻上海领事勒令返国三年。1916年（民国八年，大正八年）因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效力之处。为此，北一辉开始将注意力转回日本。为求中日两国和平相处，他主张推翻现行日本政治体制，彻底放弃以侵略中国为国是的传统对华政策。
同年他在上海撰写《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以武力革命方式再造日本。同年底回国加入右翼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大正十年）出版《支那革命外史》，介绍中国革命，主张中日军事同盟。1927年（昭和二年）北一辉弟子西田税在东京创设天剑党，以北一辉的学说为建设蓝图，广罗全国中下级军官，图谋革命。1936年（昭和十一年）因“二·二六”政变而遭政府逮捕。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昭和十二年）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二·二六”政变的思想主导犯正式起诉，而遭枪决。他的理论后来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
日本这个国家的体制本来就有强调剥削压迫的传统，这个国家本来就是这么一种岛国心态。如果日本有什么进步，那也是美国爸爸占领日本之后对日本进行了强行改造和扶植的结果。对于那种认为日本被美国阉割了血性的看法，陈克持完全想法的观点。
血性是人类的特征，就如同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能够在长津湖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进行奋战。能够在上甘岭经受那么残酷的战斗。因为每个中国军人都不是为了送死而向前的，共和国的脊梁，这些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之所以舍生忘死，因为他们是为了胜利，是把自己当成了这支伟大军队的一份子，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与之相比的是，日本二战末期搞的那些“板载”充分，是在死亡的压力下精神崩溃，为了寻求速死，他们硬生生的冲向美国人的火力前。这已经不是人类常见的东西，这就是群失去理智的野兽行径。
美国爸爸是真心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他痛下手术刀切掉的是日本的兽性。兽性一切掉，露出来的就是日本这个民族的正常的人性。这种岛国的战略方面的固执、鼠目寸光，赌徒心态，内部混乱，见小利而忘命，遇大事而惜身的种种特点就崭露无遗了。
就陈克看来，日本几百年来在这些方面从没有长进。如果把北一辉当成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创始人，这是极大的曲解。因为日本这个国家连真正的法西斯思想都没有。只是他们非给自己的兽性套上一个法西斯的名头而已。
不过陈克对北一辉这个人有点兴趣，这位原本是个带路党。希望亲自加入中国革命，等中国革命全面胜利之后，再用这股革命力量去改变日本的命运。某种意义上，北一辉与人民党里头的日本同志很有相似之处。北一辉离开中国，是在五四运动之后，那时候中国全国反日成了一个风潮，北一辉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变成了民族主义行动，彻底绝了依靠中国革命的想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人还是挺有趣的。
所以陈克最终决定还是接见一下北一辉。顺道了解一下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到底在搞什么鬼。孙中山在历史上表现出强烈的“小人报仇从早到晚”的作风，刺杀了陶成章，孙中山替蒋光头和陈其美打掩护。暗杀宋教仁，孙中山身上有洗不掉的诸多痕迹。至于杀戮光复会，孙中山全权交给陈其美去干，自己毫不插手。这说明他对此事是绝对支持的。
至于清党，虽然执行者是蒋光头，但是孙中山的文件里头早就有这个计划，仅仅是他死的早，没有来得及实施而已。在这点上，蒋光头还真的是孙中山的继承人。
以孙中山在历史上的秉性，人民党能让孙中山记恨的地方可真是不少，陈克也不敢对孙中山完全掉以轻心。
北一辉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能见到当今中国最大的造反武装，以及最大的革命党的首领。虽然已经多次听说过陈克“年轻”，北一辉还是被陈克的年轻给震惊了。
其实1911年陈克已经31岁，在这个时代算是真正的成年人，不过现代人特点之一就是脸嫩。自小的良好营养，即便是到了根据地之后，陈克继承的中国吃货精神让他花了大力气在改善群众伙食上，跟着大家一起吃，陈克倒也没有挨过太多饿。因为略显消瘦，反倒看上去更有些年轻人的纤细感。与这年代已经经历过风雨的31岁成年人相比，陈克的容貌看上去只有23、4岁的感觉。
真的见到这个31岁，靠了一己之力就创建其如此功业的革命者，北一辉觉得心中有一种微微的妒忌。北一辉比陈克的“年纪”比还小了三岁。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力量的差距已经到了北一辉只怕一生都追赶不上的地步。按捺住这种心情，北一辉上前恭恭敬敬的说道，“你好，陈先生！”
这种恭敬并不是客气，北一辉在进入根据地之后并没有着急着赶路。他沿途全靠步行，亲自看了看人民党根据地的局面。在陈克眼里，他看到的是那些没有完成改造的部分。但是在北一辉眼中，他看到的则是改造完成之后的部分。
北一辉头几年倒是一直在上海、武汉、南京之间来回走动。但是随着北洋段祺瑞、人民党与江苏巡抚王有宏，分别掌握了这三个城市的所有权之后，各个其他政党的势力在这些地方迅速衰落，他也只在上海还有停留，很久没有到过武汉与南京。这是行程是北一辉第一次深入中国农村。
江浙与根据地并没有特别大的差距，都是一样的多水，有丘陵。根据地里头留辫子的人也不是太少。但是这明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首先就是各地初见形态的水利工程。
人民党有个爱好，就是爱立标志。在各个基本规划里头，必须有界碑。由于水泥的普及，高高的水泥柱子就立在那里，上面有着各种规定。光这种大张旗鼓的表态就说明了人民党的基层工作已经深入到何等程度。这不是简单的革命党才能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北一辉知道这些圆形的、方形的，或者其他各种形态的水泥柱子里头包含的其他意思，他估计会更加惊讶吧。
每一个水泥柱采用的水泥都不相同，它们不仅仅是单纯的水泥柱，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刻了说明的碑，他们还是国家实验室进行的诸多水泥实验中间的一部分。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这些水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人民党的国家实验室可是很在乎的。
北一辉精通汉语，这些碑上刻的内容都是与民生关系密切的东西。要么是对项目的说明，要么是各种未来规划的内容。例如大型的灌溉与排涝，各种河道疏通与道路安排。没有一个是为了彰显人民党威严的，但是每个项目或者规划背后，都代表着人民党的真正力量。
至于百姓之间的区别，那就更大了。例如北一辉在根据地走了这么远，硬是没见到谁不是在用铁质工具的。铁锨、铁锹、铁锄头、铁耙，与其他地区尽量采用木质农具的农民一比，根据地的农民实在是令人羡慕。
占据了武汉之后人民党就有了亚洲最大的钢铁基地，这点北一辉是知道的。但是他万万想不到，这些钢铁居然能够如此深入的成为劳动工具。他也与农民攀谈过，所有农民无一例外的告诉北一辉，这些农具是合作社专门卖给农民的。而农具价格之底，让北一辉都想自己买些。
每个人都有三亩地，每个农民甚至还有布票，油票，特别是招待北一辉的饭里头竟然从不缺肉。特别是被称为“陈家菜”的炖肉，和“陈家白吉馍”，那里头作为调味料的丰富香料，绝对不是普通日本人能吃得起的。虽然见过大批的饲养场，不过北一辉还是觉得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同行的接待人员催促，北一辉想弄的更明白些。
至于拖船，以及其他地区的各种工业品，反倒没什么比日本城市更强的地方。问题在于，这些都是在中国农村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人民党不是简单的占据了几个城市，而是实实在在的把自己的势力深入到了整个根据地里头来。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人民党已经不再是革命党，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府。
对于建立如此功业的陈克，北一辉不能不尊敬。
宾主落座之后，陈克询问了孙中山的近况。其实北一辉近期与孙中山联络并不是太多。几年前，因为孙中山收受日本政府的钱离日一事，北一辉不惜站在章太炎、宋教仁等人的立场，对于孙中山的作为大加批判。在北一辉看来，孙中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无论行事思考都是西方模式。孙中山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进行革命事业，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理念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实行。所以，为了达成目的，往往不惜任何手段也要向外国找寻支持。所以，他把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黄兴、宋教仁等人身上。他认为能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能稳定中国局面的人，并非孙中山，而是黄兴和宋教仁。
但是中国局面变化的太快，同盟会的分裂不仅没有导致革命偃旗息鼓，相反，北洋和人民党这两股土生土长的本地势力迅速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导者。北一辉前一段到了同盟会在北京和天津的分部，近距离观察研究北洋政府。
他之所以接受孙中山所托给陈克送信，见见这个传奇的革命党首领固然是一个目的。他还想继续深入中国腹地，到黄兴与宋教仁所在湖南去。那里才是他此行的真正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