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重重叹了口气，面色凝重地走进了会场。唉，在旧金山第一阶段和会的宽大放松没有了，一群新兴的亚洲国家和民间团体象恶狼一样虎视眈眈地盯着日本。嗯，坤甸和会，称之为审判会还差不多。
作为和会的主席，黄历破例换上了军装，面沉似水，眼中精光四射，一反平常和蔼带笑的表情，在冈崎胜男眼中，象一个操刀的刽子手。
这一关很难过啊，南洋联邦已经成为美国必须依靠的亚洲最得力的打手，驻兵日本，稳定朝鲜半岛，印度支那的意外也需要南洋联邦及时插手。在政治和军事的天平上，日本显然还不能与南洋联邦相比。尽管美国想扶持日本，但更不愿得罪这个在远东的支柱力量。
会议开始，各个国家的态度果然大多非常强硬，非常坚决，强烈要求日本对发动战争进行正式道歉，并进行战争赔款。
菲律宾代表先蹦了出来，声称菲律宾是太平洋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菲律宾受到了巨大损失，要求日本赔偿一百亿美元。
印尼共和国代表随后发言，自然不提日本占领期内，印尼人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只是列举日本人对印尼的掠夺，提出了高额赔款二十亿美元。
缅甸在二次大战中，曾经两次成为战场，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但由于缅甸的独立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所以缅甸代表的发言，对日本持同情的态度。指出应该在日本的赔偿能力范围内索取赔偿，只提出了两亿美元的赔偿。
随后，新中国代表团在发言中列举了详细的数据，包括死伤一千余万，财产损失达五百亿美元，但考虑到日本现在的情况，提出索赔一百亿的要求。
新加坡民间代表团也发表了意见，列举了日本占领期间血腥的“华侨大检证”，以及敲骨吸髓似的掠夺抢劫，以及强迫华侨捐款的“献金”运动，最后索赔金额为五亿美元。
越南、柬埔寨、老挝代表也陆续发言，由于日军进入印支三国是通过法国政府允许和平进入的，所以没有给印度支那造成较大的损害，因此赔偿额也比较少。
最后是南洋联邦的代表团发言，他们详细列举了日本占领期间在西婆罗洲进行的大屠杀数据，以及与日本交战期间的伤亡数字，还有便是巴厘巴板等油田在那几年被掠夺走的石油产量，最后提出索赔金额为三十亿美元。
各国发言完毕，便是日本代表的答辩。冈崎胜男看似温顺地鞠躬讲话，但却并不诚恳，而是讲述日本国内无力赔偿的困境，拟定出来的对各国的赔款数额更是难让人满意。甚至对新加坡民间团体的索赔予以拒绝，声称新加坡并不是国家主体，根据国际法无权向日本索取赔款。
会议似乎陷入了僵局，这种情况出现也不意外。作为大会执行主席的黄历开始作第一次总结发言，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声音在大会议室内久久回荡。
“此次对日和会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也不在于索取战争赔偿的多少，它的价值在于怎样地警戒未来。尽管现在日本的处境不好，但在面对被占领的事实，日本人应该普遍存在着悔过自新的心理。他们应该从战争罪行中进行自我反省，从精神上寻找克服贫困、民族孤独感的力量，为实现民族道德和经济的复兴，重新振作精神。日本应该深刻认识到你们给全世界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你们应该谴责自己，然后，才能改弦更张，重新开始。”
黄历用威严的目光扫视着日本代表团，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但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会议上我并没有看到这些令人放心的状况，我看到的是虚言狡辩，看到的是无耻抵赖，如果你们日本人的字典里没有道歉这两个字，我们，所有受到这场战争伤害的人民将用事实让你们学会。”
赤裸裸的威胁，黄历的眼中射出了杀气，几乎大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温度的下降。
“对于罪责，显然日本人还理解得不是很清楚，那我现在就详细解释一下。”黄历继续说道：“我认为，罪责可以区分为刑事、政治、道德、抽象四种，刑事要由法庭来惩处；政治罪要由战胜国确定的赔偿义务来承担；道德罪要通过个人良心的忏悔带来新生；抽象罪惟有上帝具有审理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日本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罪行’，日本人民应该受到惩处、认罪和赔偿。犯有战争罪和政治罪的少数人应受惩处，东京大审判不仅必要而且公正。”
“现代国家是把全体人民都包括在内的，因此，所有日本人都要为你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为，为你们让高踞于你们的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是的，所有日本人都必须承担责任，用工作和成绩来为在这场罪恶战争中种种骇人听闻的行为所造成的大破坏进行补偿。我认为几乎每个日本人都犯有道德罪和抽象罪。但对这种罪的认识需要个人的良心反省。反思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是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的。”
黄历挥动着手臂，以更激昂更坚定的语气作了结束，“如果没有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日本人就永远不会发现真理，更不会被成千上万的战争受害者，以及成千上万的受害者的家属和后代所原谅。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不管时间拖得多久，不能深刻反省，不能真诚认罪，日本人将永远受到正义的人们的唾弃，他们也只配呆在那几个小岛上，维护那可怜的日本人式的自尊。日本政府，日本人民，如果你们还不知道是谁战胜了你们，那我在这里大声告诉你们，是正义，是全亚洲人民，是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力量，战胜了你们那邪恶的、毫无人性的军国主义。”
会场一片静寂，精辟新颖的理论和概念，慷慨激昂、直指人心的发言，令所有人都感到了无比的震撼。
南洋联邦代表团率先起立鼓掌，随后是新中国代表团，新加坡民间代表团……全部的代表团都成立鼓掌，甚至连安理会监督团的成员也都为这精彩的发言起立鼓掌。美国代表鼓着掌，苦笑摇头，但心里却不得不钦佩异常，这位黄大总统太厉害了，这一席讲话见报以后，舆论将不可遏制地偏向于他，美国想强硬地使和会按他们的意志开下去，恐怕会有相当大的难度。
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为首的日本代表团成员都面如土色，大汗淋漓，比在法庭上受审的死刑犯还狼狈。
……
给我一个机会，我能撬动历史的车轮，我能改变历史的走向。这就是黄历，这就是黄历的本事。
对日和会第一次会议没有结果，但黄大总统的总结性发言却全文刊登在各家媒体，在亚洲掀起了一股风潮，在世界上掀起了一片讨论，甚至影响到了德国。
当时，德国人正对自己所走过的路进行认真反思，而战胜国的一些人却有失公允地将战争罪责归咎于全体德国人，使德国人深为不满。这种“集体过错”的看法在战后西欧盛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罗伯特·范西塔特，所以又被称为“范西塔特主义”。按照这种观点，德国人就是好战、挑衅、侵略和恣意胡为的同义语。主张集体过错论的还有一批遭受纳粹迫害而流亡国外的知名作家，其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曼。
战胜国某些人的偏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人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但也使德国人产生了对立情绪。如何回击范西塔特主义，并在具体的辩驳中，找到了如何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区分战争责任的途径，是德国知识界面临的任务。而黄历的讲话，却帮助德国人在已经沦为道德和精神废墟的人世间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得到了启发。
德国福音教会率先发表了斯图加特认罪书，书中说道：“我们极其沉痛地说：是我们给许多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痛苦。现在我们代表整个教会说出我们已经向教友们表示的意思：我们曾经多年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同纳粹暴政所体现的邪恶精神作过斗争，但我们也要控告自己没有更勇敢地明认，没有更虔诚地祈祷，没有更愉快地相信，没有更热烈地爱。”
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被誉为德国“经济之父”的阿登纳随后也在政策声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而远隔万里的黄总统的讲话，将使我们结束一段充满着痛苦与牺牲的罪恶历史迈出重要的一步。”
舆论已经掀起，对日和会的主动权比重逐渐地向黄大总统这边倾斜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