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世界已经无法承受误解与误断的风险，弱国如此，强国也一样，国与国之间即使存在分歧也必须交往。我们会逐渐发现，意识形态这种‘奢侈品’会再也用不起。毁灭性的、代价巨大的战争是谁也不想发生的，除了疯子以外，这就要求对负责任的领导人而言，不得不寻找双方共同的基础。在越南王国的访问是愉快的，是令人感到振奋的。越南王国政府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基本恢复了社会的稳定，使饱受战争之苦的越南人民享受到了和平与安定。这是一个强有力，民主的，被越南人民所拥护的政府……”
“兄弟相争，同胞相残，是最令人心痛的事情。越南王国政府和人民不希望看到战争，是期盼和平统一的，是期盼生活安定富裕的，也希望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不要再误导北方民众，把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和平竞争，和平建设，和平统一，越南王国政府始终如一地坚持这样的信条。并将与一如既往支持我们的，亲密的伙伴国共同为此而努力奋斗……”
黄历和潘光诞在西贡发表了新闻公告，作为这次成功的、友好的、颇有成效的国事访问的结束。不管南越的入联结果如何，南洋联邦和美国，以及很多国家已经承认了这个独立国家，开始抛开《日内瓦协议》大规模援助越南王国。现在，援助的重点放到了军事上面，大批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运了进去，一期期军事技术训练班开始更加大量地帮越南王国训练技术兵种。
想要真正的和平，就必须用实力作为保障。对于北越固执狂热的领导人来说，只有沉重的，使其难以忍受的军事打击，才会让他们的脑袋冷静下来。
一九五八年对黄历来说，还有一件大事需要予以关心，那就是申办一九六四的奥运会。虽然现在申办奥运会在表面上肯定是个赔钱的买卖，但若从长远考虑，借助北京奥运的历史机遇，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从“南洋制造”向“南洋创造”的转变，创新商业模式，创造和打响一批南洋联邦自己的品牌，并不必过于追求奥运的短期拉动效应。
历史上，在东京奥运会前后的11年里，日本经济进入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日本GDP在举办奥运会后的第三年就超过英国和法国，在1968年更是超过了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东京奥运会成为日本进入工业强国的里程碑。1988年汉城奥运会则使韩国完成了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奥运会对所在国家经济腾飞的助推作用被称为“奥林匹克景气”。
而此次申办奥运会，黄历不仅要把亚洲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名头拿到手中，更是为了挫败日本的企图，使历史上的东京奥运会化为泡影。至于以后，嘿嘿，按照五大洲轮办的规则，恐怕要在十几年以后日本才会有机会申办成功了。
而日本失去举办奥运会的机会，除了南洋联邦的崛起，以及凌驾于其上的原因外，也算是咎由自取。早在三十年代柏林奥运会期间，东京便被选为第十二届奥运会会址。但正是由德国和日本发起的战争，使那届奥运会成为泡影。
早在五四年，黄历便有申办奥运的想法，只是那时南洋联邦的经济实力还有些勉强，民众的心态也没有现在这么自信。所以，黄历最终打消了这个想法。时隔四年，南洋联邦终于决定向世界展现自己崭新的面貌，并要借奥运会的拉动作用，将坤甸建成一座国际大都市，打响一批国际品牌，实现了进入世界工业强国的目标，并使得南洋联邦成为世界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国之一。
根据南洋联邦的经济学家计算和分析，奥运会项目的投资不仅会给直接相关的产业带来收入和就业，还会使其它辅助性产业受益。对于大规模的投资所将产生的明显的经济效果，经济学家乐观地估计，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明显加快，极有可能创造新高。而且道路、运输、建筑、宾馆、房地产、旅游等相关产业的收益会持续稳定的增长相当长的时间，所带来的长期收益是巨大的。
借助于各种暗示或明示的宣传工作，申办奥运会终于得到了国会的批准，并决定申办成功后将投入八亿美元筹办奥运会，而在为奥运会投入的场馆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则将达到二十亿美元。
总共二十八亿美元，或许还要更多，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也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超过了历届奥运会的投资，成为坤甸申办奥运会最有力的筹码。而大部分国民的心态已经与四年前不同，对一九六四年赢得夏季奥运会主办权而满怀憧憬。特别是老一辈的华侨华人，现在很多已经是大富豪、大企业家，却对“东亚病夫”这个名字还耿耿于怀，而对申办奥运会寄予了极大的热情。
亚洲第一次啊，放眼亚洲，除了南洋联邦，还能有谁？被别人夺去这个桂冠，岂不是对南洋联邦的污辱？在万众期盼之下，坤甸申奥代表团启程上路了，他们的竞争对手有日本东京、比利时布鲁塞尔、奥地利维也纳、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及美国的底特律。尽管黄历对此充满了信心，但还是要等到最后成功，才能放下心来。
……
与新中国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结束了，表面上新中国获得了天然橡胶和橡胶制品的进口，南洋联邦则获得了新中国对南北越分治的默认以及对北越可能发动战争的旁观或约束。
但这只是别人在表面上猜测的东西，双方其实在更深层次的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和交流。比如建交的可能，通信、通航的条件，经济、技术的援助等等，虽然并未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但双方都加深了互相了解，知道了各自的底线和策略。
而南洋联邦再度送上的大礼令新中国领导层感到了棘手，用毛泽东的话说，那就是“人情越欠越多，将来是很难还的”。大庆，这个很快就要被中国人自己发现的油田，被黄历很适时地将功劳揽到了自己身上。这个礼送得巧，送得恰到好处，送得你没法拒绝，送得不费自己半点力气。
对于黄历来说，与新中国建交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并不是害怕美国，而是在国家利益最大化方面的考虑。与新中国的经贸始终在进行，又有了沟通的渠道，建交对于南洋联邦来说并不迫切。而且，距离美国和中国出于国家安全这一压倒一切的紧迫问题而走到一起的时间，还早得很。对于南洋联邦来说，在越南问题上，还需要美国佬的大力帮助。
而供给新中国橡胶和橡胶制品，黄历与艾森豪威尔打过招呼，阐述过自己的理由，并且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谅解。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内部被称为“楔子”战略，即通过打压和遏制迫使中国与苏联分裂。但现在看来，这种战略反倒有可能使中国与苏联联系得更紧密。同时，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挫败，也使他开始转变着头脑中的思想。
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动乱，证明了所谓的“世界上任何一块值得争夺的地方，都必须要么归共产主义所有，要么归自由世界所有”的理论是极端错误的，并且会给美国带来更强烈的反对。
一九五八年七月，伊拉克亲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占领了巴格达电台、邮局、电报局和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他们打进王宫，杀死了国王和王储。努里·赛义德首相化装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杀掉。这样一来，杜勒斯的巴格达条约刚签订不过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彻底垮台了。
这情况使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大为惊恐，正式邀请美国出兵到贝鲁特。艾森豪威尔答应了，虽然这与他的主义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杜勒斯力图使国会领袖们相信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这位国务卿告诫说，如果美国不按照夏蒙助请求采取行动，“我们的威信就会丧尽，也没有谁再会相信我们的话了——永远没有。只有我们先到达那里，共产党的干涉才可能避免。”
美国出兵贝鲁特并没有改变什么，夏蒙还是倒台了，换上了中立主义的总统和总理，在他们的要求下，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即撤走。
这个事实证明艾森豪威尔主义事实上已经寿终正寝了，因为它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美国要想遏止共产主义在国外扩张的任何企图都会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如何设法证明以民族主义的斗争形式出现的内部动乱确实是由莫斯科指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