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注定是个不平静而纷乱的年份，苏伊士运河的纠纷只是其中重大的事件之一。
七月，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全部财产移交埃及。英法为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策划召开对运河实施“国际管制”的会议。八月，在英法倡议下，二十二个国家在伦敦举行会议，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九月，美、英、法召集十八个国家再次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协会”问题，仍未达成协议。十月，安理会否决了英、法要求埃及接受“国际管理”制度的提案。
战争的阴霾笼罩着中东，连美国人也觉察到了异样，但他们还不敢相信，作为盟友的英法两国竟然会背着他们进行一场战争。所以，他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匈牙利，那里正在进行一场由群众的和平游行转化成的武装暴动。苏联的坦克和军队正在源源开进匈牙利境内，残酷镇压他们认定的这场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运动。
1947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名称，事件后改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不顾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并且大搞个人崇拜和集权政治。拉科西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更伤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感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施了“新方针”，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地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
但由于苏联的干预，“新方针”实施了二十二个月就被迫中断。此后，纳吉以著述的方式进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新方针”中断后，匈牙利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召开，波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选举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但随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格罗·艾尔诺在电台发表的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令示威人群由不满转为愤怒，人群推倒了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斯大林广场上的斯大林铜像。随后示威者冲进电台，要求向全国广播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开始向电台大楼发起攻击，流血冲突开始了。
而随着第一批干涉苏军的进入，事态变得更加复杂，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带来的痛苦和怨恨刺激着匈牙利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着他们，波兰的成功鼓舞着他们，西方的宣传煽动着他们，苏军的坦克威逼着他们，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民族屈辱感在激励着他们。因此，人们越来越激进，暴乱越来越严重。
而当并苏共中央领导层对事件和纳吉的看法渐趋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暴乱，纳吉已背弃了社会主义时，更强硬的武力干预开始了。苏军以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了代号为“强风”的军事行动，并迅速地控制了匈牙利全境。
几乎与此同时，中东战争爆发了。英法两国把从苏伊士运河撤军，一直归咎于华盛顿一帮反殖民主义者的催促和施压，并认为目前的困难是杜勒斯造成的，因而对华盛顿采取不理会的态度。他们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更确切地说，是按照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所主张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华盛顿时间下午……，电传打字机嘎哒嘎哒打出了第一份新闻公报：以色列军队进埃及展开了进攻。
现在，英国的首相艾登和法国总理摩勒已经拿到借口了。他们故作姿态，同时向以色列、埃及两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立即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议院宣布：“我们已经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让英法联合部队暂时进入各重要据点。”如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说，英法军队“就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对苏伊士运河区进行干涉。
“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犯了什么疯病。照说也算是有头脑的人嘛，竟干出这种荒唐透顶的事来，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可是，我们总不能对弱者实行一种法律，对同我们结盟的国家实行另外一种法律啊”艾森塞威尔获知消息后，十分的恼火，在星期三电视广播里透露出了对英法的强烈不满。
而英国人、法国人则认为这场乱子全部应该由杜勒斯负责，艾登表示，无论联合国提出什么停火建议，他一概拒绝。
周末，全世界似乎都是大战临头了，英法军队正在塞浦路斯上船准备入侵苏伊士运河，英国的空降部队也做好了在运河北端降落的准备。
当晚，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由美苏联合制止侵略。这使得艾森豪威尔十分愤怒，并且担心苏联借此而渗透进中东，他对一名助手说道：“这些英国人――我一向还把他们看作是我的左右手呢？”接着，他告诉布尔加宁，俄美联合干涉是“不可思议的”，并提醒这位苏联总理，苏联红军“这时正在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权”。苏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分散人们对匈牙利事件的注意罢了。
这话可不是冷战的陈词滥调，正如共产党总是念念不忘苏伊士问题，而西方总是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一样。事实上，两件事一样恶劣。
美国政府，既面临苏联要求联合采取决定性措施，又面临英法要求保证北约组织团结，显得有些左右为难。
而此时远在坤甸的黄历既要关心埃及的战况，又要发动对北越的这次极其难得的宣传攻势，从而使南越能够名正言顺地对北越的统一要求加以严词拒绝，并且促使南越民众更彻底地改变思想。
五六年十月，由于北越共产党的生硬而残酷的土攻政策，饱受其苦的北越农民终于向“土改”和党在农村的组织发起了暴力反抗。这次农民暴动发生在胡志明的老家义安省，对，就是历史上曾发生过“义安-河静”暴动并造就了越南的“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较好的“老区”。
这次武装暴动大约有两万多农民参加，越共被迫调动其军队中的精锐第325师，一个星期后才将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大约有六千农民被杀或被强迫迁移。这次北越义安省农民对政府的反抗，在规模上或许仅次于“匈牙利事件”，但影响却不会再象历史上那样少人知晓了。
就在武装暴动刚刚被镇压下去的第三天，南越的报纸媒体上便出现了对于此事的报导。一开始还是简略的，不详的，但照片和详尽的资料很快便补充上来，越来越引起了南越各阶层的关注。
随之而来的是揭底似的批判，从五三年的“反逃税”运动的恐怖，一直到现在的对“武装暴动”的残酷镇压，北越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和失误，被连篇累牍地暴露出来。由南越政府的官方媒体为主导，引发了连续而持久的社会关注和各方讨论。
北越的反击是可以预见的，但这种反击却被更加确凿的事实和证据所击倒，反倒引起了更加恶劣的影响。
对于这次舆论攻势，南洋联邦、美国和南越政府是处心积虑，并且是准备充分的。针对北越的辩解，出现在媒体和广播中的是亲历者的切身控诉。从失去土地、被批斗游街的地主，到曾经差点饿死家中的妇女儿童，还有在土地改革中深受其害的贫苦农民，以及在镇压暴动中幸存下来、被迫迁移的“老区群众”。
大量的书面资料和照片证据，大量的人证，使舆论的风向不可逆转地向南越政府倾侧过来。而在越南颇有名气的，从北越逃回来的知识分子潘寅的露面和讲述，将这次舆论攻势推上了顶峰。
北越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分歧早在40年代末就开始了，但一直没有凸显出来。北越共产党1954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结束了武装斗争，进入城市，并建立了国家政权后。城市生活助长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情绪。恰逢赫鲁晓夫掀起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在各共产党国家蔓延，北越知识分子开始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北越的报坦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接提出质疑。“为什么没有人去写政府机构？为什么没有人去表现爱情？为什么只准写工人农民出身的人物？现实主义应该鼓励形式和内容上的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