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肯尼迪也注意到了中苏之间的变化，他在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象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越南民主共和国如果倒向他们，那将会为他们在马来亚、泰国、老挝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的手中。”
自从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将“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便要求部下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游击战的理论，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曾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
两越战争虽然告一段落，但美国依然担心东南亚局势的安全，中国将要或者已经在支持马共、缅共、越共等共产主义组织，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而越南王国和柬埔寨、老挝则处于首当其冲的第一线，南洋联邦作为东南亚稳定的柱石地位更加突出出来。
美国在派出地面部队的决策上一贯谨慎，相对于美国兵的生命，他们更喜欢出钱出装备。这便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南洋联邦的一些要求，包括一些关键军工技术的转让和买卖。当然，南洋联邦作为亚共体最有实力的国家，也承诺将负担起成员国的安全。
而在一九六二年，南洋联邦和中国的关系出现了意外的坎坷，这使美国暗自欣喜，对于南洋联邦同中国的贸易，以及南洋联邦承认中国，美国一直心怀不满，只是要依靠南洋联邦，又怕逼迫使得南洋联邦向“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才没有发作。现在，中、南两国爆发了纠纷和争吵，自然顺了美国人的心思。
南洋联邦与中国的贸易打着民间交往的旗号，一直进行得很平稳，而在香港则设有一个大机构，其实质是具有官方性质的办事处。而中南两国的纠纷就是这个办事处向上汇报的“逃港”风潮所引起的。
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跃进”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
更为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签发香港身份证。这样的做法，是港英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
而一九六二年的“逃港”高潮，主要发生在那年的五月份以后，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冠之。据记载，单是在五月十六日那天，便有五千多人，由新界边界地区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
当时，在宝安县由东至西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公路上，外流群众一波接一波，如同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一般，奔向边境线。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们，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籍贯遍及十二个省区。宝安与新界交界的梧桐山，是“逃港”的必经之路，因此在那段时间里，这里差不多每天都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偷渡者。同时，公安边防也在这里重兵布防。面对封锁，这些偷渡者自发组织起来，常常是青壮年手执木棍在前面，妇女和老人在后面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以示威的姿态强行冲关。
除了陆路，还有不少人选择海路。偷渡的地点一般是距离香港四公里的蛇口，这里的海边有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边防人员换岗的间隙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两国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而与此同时，由于香港的大街小巷“偷渡客”陡然增加，给当地治安带来诸多问题，使得港英当局也不得不改变政策，严阵以待。警方出动大量警力，二十四小时巡逻，刻意加强了对无证人员的盘查，并准备将大量偷渡者遣返。
华山距离香港市区尚有一段距离，被亚热带树木遮住的山梁茫茫一片。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难得看到几户人家。
然而，在1962年的5月，当越境者的洪流冲到了山脚下时，这片寂静的原始山林，立刻沸腾起来。集结在香港市区附近华山一带的偷渡者，前后人数大约有三万。
华山由于位置正好在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成为逃港者进入市区的一个中歇站。在经过了长途的艰难跋涉之后，疲惫饥饿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的亲人接他们下山。
逃港者集中在华山，还有一个目的：有众多的人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就是香港警察来了，几百数千人抱成一团，一时也奈何不得他们。
的确，香港警方对于这些数量惊人的越境者，感到十分棘手。首先，要驱赶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警力显然不足。其次，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逃难者，强制的行动有违人道甚至法律，而不以强制行动又难以奏效。何况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着亲人、朋友在香港。稍稍处理不当，引起的法律官司会层出不穷。港英政府感到很难办。
据当时香港传媒的统计，以一人牵动十个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计算，华山的三万人就等于牵动着三十万香港市民的心。也就是说，大约每十个本来在高楼大厦中安睡无事的香港人中，就有一个人要为突然出现在华山山头上的亲人、同乡、朋友的处境担忧。
逃港者中不乏聪明人，他们通过记者，不断把消息带到了山下。《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列下了一百多名难民在港亲友的名字，呼唤这些亲友赶快上山来救他们。消息很快在全城传开了，整个香港的舆论更加沸腾，人人都在呼喊：“火速抢救华山上的亲人！”
当数千名军警被迅速调到华山，准备开始大规模的驱赶和抓捕时，消息传来，工人放下铁钳，老板关掉店门，菜农扔掉箩筐……他们赶去华山，去救自己的亲人！据统计，自五月十五日开始，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的香港市民，带着食品、饮水赶到了华山，与港英政府的强行遣返政策“对抗”！
在这场明地里的或暗地里的对抗中，香港市民用各种方法将华山上的越境者保护起来。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者不计其数。据事后估计，华山上的越境者，大约有五成以上，在市民们的帮助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当然，这与许多警察的有意“抓捕不力”不无关系。
五月二十一日，港督训词切峻地下了严令，两小时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几千名警察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强行把一个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亲人拖开。一声声呼号、哭泣再次撕裂华山……
一批批的越境者被推上——不是，应该说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其时，上百辆汽车正排成长龙在山下的路边等候。看见亲人上车，圈外香港市民的队伍中又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痛哭声、叫喊声。成千上万的人又尾随着汽车的烟尘，形成一条条长龙，追向边境的集中营。
按照当时香港政府的决定，偷渡者在送入集中营后，给予两餐丰盛的免费餐，然后等第二天天亮，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夜晚，在集中营的外面，公路上、山边上，密密麻麻，到处坐着翘首以盼的香港市民，收容营内关着的是他们的亲人、同乡、朋友……他们苦苦地守在营外。
夜晚，星星依旧闪烁，树叶依旧沙沙，墙外人望墙内人，墙内人望墙外人，繁华喧闹的香港今夜真的失眠了。市内，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对华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机、电视机旁，关心着难民营中那些可怜人的命运。
而就在这天晚上，要上床休息的港督接到了一份英国伦敦的紧急电报，电报内容令他吃了一惊，“停止强行遣返，首相已与南洋联邦总统磋商完毕，由南洋联邦全部接收偷渡者，船只已在驶港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