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的作战行动，导致攻打美国本土的作战行动推迟到了三月底。
客观的讲，推迟一个月，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到三月底，中国海军与空军已经能够为登陆美国西海岸的陆战队提供更加全面、更加强大的空中掩护与空中支援。
当时，在东太平洋上，海军集中了十五支航母战斗群。
事实上，打到这个时候，主力舰队的主要任务已不是夺取制海权与制空权，而是在战场附近游弋，专门搜寻与歼灭出港寻找偷袭机会的美军舰艇，特别是那些用非金属材料制成的小型舰艇。
说得直接一点，主力舰队的任务是保护聚集在前沿的上千艘各类缺乏机动能力、也缺少有效自卫手段的舰船免遭美军高速小型舰艇的突然袭击，在前线制造一片安全海域，确保其他舰船不受影响。
显然，主力舰队成了打杂舰队。
真正承担主要作战任务的，反而是那些之前不受重视，甚至被认为无法在战场上生存下来的普通舰船。
说得准确一点，是用商船改装的舰船。
在正规海战上，这些“军辅船”确实没有生存能力，可是在海战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已经丧失了海战能力的情况下，这些之前不被海军重视的舰船却大有用武之地，作战效费比远远超过战舰。
比如，一艘护航航母的实际价值只有一艘超级航母的二十分之一，常规作战费用只有超级航母的十分之一，维护费用只有超级航母的五分之一，但是能携带三十架舰载战斗机、或者二十四架固定翼舰载反潜巡逻机，作战能力相当于一艘超级航母的三成，其综合效费比是超级航母的五到十倍。
也就是说，用同样的经费来采购护航航母，比采购超级航母划算得多。
正是如此，从二零五四年开始，中国海军就开始大批量采购护航航母，甚至因此放弃了第六批超级航母的订单。事实上，到大战结束的时候，第五批超级航母都没完全建成，最终只完成了四艘，其余八艘在拆除敏感设备后出售给了钢铁回收企业，而现役的超级航母只有三分之一保留了下来，其余的都在大战结束后的五年之内退役，部分封存了起来、部分低价出售给盟国、部分则成为测试新式反舰武器的靶船、还有一些被拖到南海成为了人造海底珊瑚礁的基石。
到二零五六年三月底，中国海军中的护航航母已经超过一百八十艘。
这是个什么概念？
按照一艘护航航母搭载三十架战斗机，这些护航航母总共可以搭载五千四百架，而实际远不止如此，因为一些后期改进的护航航母的载机量超过了六十架，一些用三十万吨级集装箱货轮改装的护航航母甚至能搭载一百架战斗机。当时，部署在前线的一百五十艘护航航母总共搭载了八千架战斗机。
太平洋舰队的十五艘超级航母，最多也就只能搭载不到一千四百多架战斗机。
这么一比，就能发现护航航母群有多么庞大了。
当然，如何部署与调动这些护航航母，绝对是一门科学。
从指挥的角度来讲，同时调动一百八十艘护航航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同时指挥八千架战斗机作战，也几乎不可能。
所幸的是，当时海军已经研制出了功率更大的电磁弹射器，能够在甲板零风速、甚至是负二十五节风速的情况下，让J-33M满载起飞，不需要像以往一样，必须让航母迎风航行使甲板风速超过二十节。如此一来，聚集在一起的护航航母就可以在锚泊的状态下弹射与回收舰载战斗机。
简化了使用方式，护航航母的价值大增。
除此之外，崭新的军事指挥体系也已成型，并且开始发挥作用。
事实上，这算不上全新的军事指挥体系，因为其核心，实际上就是基于军事通信卫星的指挥与通信网络。
当时，中国在清除近地轨道太空垃圾的时候，也发射了数十颗军事卫星。
这些军事卫星，就在清理卫星群里。
在清除太空垃圾的时候，中国采用的办法是在同一条轨道上，部署一组清理卫星，数量在十枚以上，一枚清理卫星能够清除掉前方横向宽度一公里之内的太空垃圾，十颗卫星同时工作，就能清除一条宽度在十公里左右的轨道空间，而每一组中，还至少有两颗备用的清理卫星，以便及时替换受损的清理卫星。在这些清理卫星后面，就是军事卫星，包括通信、侦察与警戒卫星。一般情况下，由六颗或者九颗军事卫星组成一个卫星群，每一个卫星群里至少有两颗通信、两颗侦察与两颗警戒卫星，以确保在任何情况下，每个类型的军事卫星都至少有一颗能够工作。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事通信卫星，因此每个卫星群里，往往有三颗、甚至更多的军事通信卫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比如穿越战场上空的时候，让几颗卫星同时工作，为作战部队提供更多的通信频道。
事实上，这些通信卫星也决定了军事打击的节奏。
当时，军事卫星都处在低轨道上，在战场上空滞留的时间在两个小时左右，所以中国空军的轰炸行动往往会集中在这两个小时里进行，即让轰炸机在此期间进入轰炸区域，投下炸弹，在卫星通信中断之前撤出。
通信效率提高，意味着指挥效率提高。
要知道，在大战期间，限制指挥效率的结症就是通信效率太低。
虽然利用超高空长航时无人飞机，军事通信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无人飞机的工作效率远远不如军事通信卫星，特别是覆盖的战场范围仅有军事通信卫星的百分之一，而同时动用一百架无人机，意味着需要在这一百架无人机之间交换信息，组建通信网，从而大幅度降低了通信效率。
用一颗通信卫星取代一百架大型无人机，通信效率自然提高了不少。
当时，中国发射的军事通信卫星有二千四百个通信频道，也就是能够同时接通二千四百条通信线路，为二千四百个作战单位提供服务。虽然受卫星数量限制，即便让三颗军事通信卫星同时工作，也只能支持七千二百个作战单位，远没有达到全球自然灾害前的水准，当时中美两国的军事通信卫星网络能够同时支持数万个作战单位，但是与大战期间相比，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要知道，在大战期间，中国军队已经简化了通信系统，对部队间的通信联络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并且找到了其他替代方式。拿陆军来说，一支突击集群就是一个作战单位，内部通信完全依靠定向通信系统与战术电台，只有在与其他单位通信的时候，才需要借助军事通信卫星。
在海军里，一支舰艇编队就是一个作战单位。
当时，海军把六艘护航航母编成一个作战单位，其中一艘为旗舰，只有旗舰需要利用军事通信卫星，而另外五艘都通过定向通信系统与旗舰交换信息，编队里的其他舰艇也以同样的方式与旗舰交换信息。
这样一来，海军的通信效率大大提高，指挥效率也得到了全面提升。
利用这些手段，指挥一百八十艘航母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
数量众多的护航航母，正是中国海军在东太平洋战场上保持制空权，并且掩护战略轰炸的重要基础。
随后，也将成为攻打美国本土的重要力量。
有趣的是，绝大部分护航航母的命运都比超级航母好得多。大战结束之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船龄较长的护航航母被拆毁，以废钢铁的价格出售，其余的护航航母都重新改造，恢复了本来面目，即集装箱货轮，再次航行在各大洋的主要航线上，为世界各国的重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还有一艘护航航母以其战时模样保存了下来，成为中国海军博物馆里的展品。
与护航航母一道写入历史的，还有在这些军辅船上奋战的船员。
当时，绝大部分军辅船上，只有军官享受海军现役军人的待遇，大部分船员都是应征入伍的水手，可他们并没纳入海军的正式编制，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准军事群体”，因此在战后也没有得到退役军人的待遇。整个大战期间，有近两百万海员应征入伍，其中近二十万人战死沙场。直到战争结束十五年，中国政府才正式承认应征海员的军人身份，并且为其提供退役军人待遇。
后来，中国海军在舟山港，专门建立了一座“阵亡海员纪念碑”。
不仅仅是海军才有这样的情况，陆军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当时应征参加陆军运输队的就有一百多万人，其中近五万人在战场上殉国。直到战争结束后，在上百万准军人的安置问题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并且引发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为之奔走的时候，陆军才承认了他们的军人身份。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三月二十七日，牧浩洋签署了登陆美国西海岸的登陆作战方案。
如果天气状况良好，登陆行动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