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多尔衮又陷入了沉思，李杜国也不禁有些着急，虽然他是朝鲜的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但朝鲜很早就开始闭关锁国，不与外界来往，因此朝鲜的海洋观念其实出清廷高出不了多少，李杜国的海洋认识，也就仅限于在朝鲜沿海巡视，对世界帆船和海战和发展变化也几乎一无所知，对所谓西洋大海船也只当是一个传说。
但朝鲜好不容易才出了一个军事天材，全国上下对其自然十分推崇，说李舜臣是全民偶像，也不为过，因此李舜臣死后，在朝鲜几乎成为一个半神似的存在，而李舜臣的海战思想，战术、使用的战船，当然也被奉为最权威的精典，根本就无人敢质疑。
李杜国作为李舜臣的重孙，对祖上的辉煌业绩当然也是推崇倍至，而达到一种盲目相信的地步，在朝鲜别说有人敢否定李舜臣，就是有人提一点不同的意见，李杜国都会拔剑和他决斗，而郑芝龙这一席话，难听得说，是把李舜臣贬得一钱不值，李杜国当然不能接受，不过当着多尔衮的面，他还不敢向郑芝龙提出决斗，只好道：“龟甲船的威力，岂是如郑将军所说。而且龟甲船上，同样也可以放置火炮，双方同以火炮对决，但龟甲船的防御力更强一些，自然也更厉害一些。”
郑芝龙把该说的都说了，也懒得和他争一些细枝末节，只是道：“摄政王，海军战船关系重大，还请摄政王三思。”
多尔衮道：“如果不用龟甲船，我们现在能够造出什么船来。”
郑芝龙道：“臣己经想过，我大清缺少造船工匠，应该到南方去聘用，虽然浙江、福建都不可行，但东亦有不少造船的能工。”
多尔衮心中一动，这到是个好办法，不管怎么说，广东的尚可喜还是和清廷近一些，如果找他帮忙，确实可以从广东调一批造船工匠过来。相信这一点小忙，尚可喜是不会拒绝的。
这时郑芝龙又道：“还有就是红夷毛人善造大船，商家军的海船，多是照红夷毛人的大船仿制，因此唯有请红夷毛人相助造船，方才能与商家军的水军相抗。臣昔日在南方，与红夷毛人素有来往，也可以为大清穿线引桥，与红夷毛人联糸。”
多尔衮还没有说话，李杜国己道：“摄政王，外臣素闻红夷毛族仍是蛮荒犬夷之辈，不通礼议，不闻王教，茹毛饮血，人轮颠倒，而大清仍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又岂能与红夷毛族通好。”
郑芝龙听了，也不仅又好气又好笑，摇了摇头，道：“红夷毛仍是我们的通欲叫法，其国名尼徳兰，仍是泰西诸国中一国，离中国数十万里，彼国体制风俗，虽与中华大为炯异，但亦立国千年，怎能说是蛮荒之辈，你的见识短浅，一叶蔽目，不过是井底之蛙，又岂知天下之大。”
李杜国“哼”了一声，道：“全是一派荒谬之言，天下虽大，但除中华之外，又岂有他国。郑将军故意说其离中国十数万里，不过是让人无法查证罢了。”因为见多尔衮并没有制止自己和郑芝龙争辩，李杜国也不由胆大了一些，言语之间，也带有一些不敬之言。
不过见李杜国这样近乎强辩的否定海外的一切，郑芝龙也觉得没法再和他说下去了，只好看向多尔衮，听他来裁断清廷本身就是一个落后民族，在入关之后，虽然以中华正统自居，而且也处处标榜自己是礼仪之邦，最怕就是别人说自己蛮荒夷狄之族，这也是所有暴发户的心态，有了几个钱之后，就想装贵族，玩底蕴，因此对李杜国所说的话，多尔衮在心里也有几分赞同。
但多尔衮毕竟不是腐儒，而且北京还有一些传教士，对红夷毛人到有一些耳闻，当然也知道红夷毛人在一些所谓奇淫技巧方面，确实比中国强。别的不说，就是红衣大炮，就是红夷毛人传入中国的。
其实最初的红夷大炮大部份都是从澳门的葡萄牙人那里买来的，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对欧州并不了解，在最初的时候，曾把欧州人全算作佛朗机人，后来才慢慢分成了佛朗机人、干系腊人、红夷毛人，但俱体谁是谁，其实也没几个分得清楚，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以一带全的事情其实也不少。
因此多尔衮也觉得，如果红夷毛人真能帮自己造船，和他们联系合作，到也不错。因为多尔衮知道，郑芝龙在南方，也经常和红夷毛人通商来往。而且现在商毅似乎更进了一步，不仅和红夷毛人做生意，多尔衮从南京的谍报人员那里也知道，在前不久商毅还纳了一个红夷毛女人为偏妃。
不过多尔衮马上想到，商毅纳了红夷毛女人为偏妃，是不是表示双方有可能达成某种政治协定，也许这就是一门政治婚姻，那么红夷毛人还会帮自己吗？当然按多尔衮现在的见识阅历，也只能理解到这一步了。
郑芝龙也不禁苦笑起来，只好又把佛朗机人、干系腊人、红夷毛人向多尔衮详细的解释了一遍，也算是给多尔衮上了一节国际大势的课。
听郑芝龙说完之后，多尔衮这才对海外多了几分了解，因此想了一想之后，对郑芝龙道：“老郑，这件事情你让我再想想吧。”然后又对李杜国，道：“李将军，我会让人给你们安排地方，这种龟甲船，先造几条出来再说。”
李杜国听了，也总算心情好了一点，毕竟多尔衮还是用了龟甲船，因此也道：“多谢摄政王，等龟甲船造好之后，再请摄政王观看。”
两人退出之后，多尔衮又沉思了一会，认为联系红夷毛人，到是可以试一试，不过不能通过郑芝龙，毕竟现在清廷对郑芝龙可不能完全放心，既然他和红夷毛人的关系交好，那么如果让郑芝龙和红夷毛人搭上关糸，说不定还真会让郑芝龙逃出去。
毕竟商家军的海上突袭也从另一个方面提醒了多尔衮，大海才是最好逃跑的地方，万一让郑芝龙上了船，扬帆出海，清廷还真就拿他没办法了，因此这条龙一定要牢牢的锁在岸上，千万不能让他见水，否则就是龙入大海，再难束缚了。
当然没有郑芝龙，多尔衮同样可以和红夷毛人搭上线，因为北京还有传教士在。
罗马天主教会将中国分舵分成了南北两个分舵，分别有汤若望和龙华民出任分舵主，汤若望固然是春光得意，而在北京龙华民却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
为了改变上一任舵主利玛窦交好上层的传教方式，在中国推行龙华民式的改走群众路线，但事实证明，在中国离开了官府，什么事都干不付，结果导致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局面每况愈下。
凊廷入关之后，虽然没有驱逐传教士，但北方的传教事业然没有任何起色，甚致是一年不如一年。而随商毅一起到南方去开创新地区的汤若望等人却重新拾起了利玛窦路线，结果在商毅的支持下，也搞得有声有色，成绩绯然。不仅修廷了杭州圣保罗大教堂，而且还为商毅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也成为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步。比北方可要胜强得多。
而在北京的其他传教士们也都羡慕得只冒酸水，同时也开始反思龙华民路线，认为不走上层路线，只走群众路线，绝对是北方传教事业的一大失败，因此从现在开始，也要重新回到利玛窦路线上来。在众口一辞之下，龙华民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传教路线，只好同时了众人的意见。
于是传教士们也开始积极活动起来，毕竟天主教在北京也己经存在了四五十年，有一段时间还是发展得不错，每个传教士也都有几个非信徒的朋友，其中也有几个明朝的官员，现在也都成了清朝的官员了。正好这时清朝在训练新军，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欧州人制造火器的水平都比中国强，当初汤若望还帮忙明朝监造过红衣大炮，因此也有人想向清廷邀功，于是这群洋和尚，有没有会造火枪火炮的。如果有会的，到是可以像多尔衮推存他们。
但现在留在北京的洋和尚都是走龙华民路线，除了传教之外，对其他的事情所知不多，当然更别说造枪造炮了，不过洋和尚们又不甘心就这么放弃，因此都说自己可以联络荷兰人威葡萄牙人，来帮清廷造炮，并且还可以帮清廷训练军队，同时还信誓旦旦，都说欧州人制造的枪炮，绝对要比商家军强。
当初也确实有葡萄牙士兵帮眀朝铸炮练军，因此也有官员请功心切，于是向多尓衮作了报告。多尔衮正在犹豫不决，又听郑芝龙说荷兰人善于造船，于是才坚定了决心，请荷兰人帮助，不过不用郑芝龙出面，而是由这帮洋和尚来付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