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陈志航挑选了七位技术精湛的飞行员，再加上他刚好八个人，组成一个小分队，通过不断与日军‘零式’交手，寻找其弱点。尽管日军战机在地面防空炮火的威胁下不敢深入福建内陆，但是优异的机动性和高素质飞行员的最佳组合仍然具有非常强大的杀伤力，从而使小分队的挑衅试探变得如同走钢丝一般危险——经过连续七次小规模空战之后，福建空军又损失了十一架战斗机，三名飞行员血洒长空！
福建空军以生命为代价，终于找出了日军‘零式’战斗机的软肋：第一，这种飞机只有在较低航速下才具有极佳的操作性能和极小的转弯半径，当航速超过三百七十公里时，它就会变得十分笨拙，滚翻控制就十分困难，而且这时拉动操纵杆必须付出极大的体力。第二，向左滚翻、转弯比向右要容易得多。第三，在负加速条件下，发动机极易熄火——张天行据此推测，‘零式’战斗机很可能使用的是浮动式化油器。
福建方面随即把这份宝贵的情报通报了美国和英国军方，希望它们能够提高警惕，以‘零式’战斗机为假想敌，尽快研制出可以压制它的新型战机，再出售给中国。然而，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和执行绥靖政策的英国根本没有把福建方面的警告当回事，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情报遭到束之高阁的待遇，很快就沾满了尘土，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日本海军航空兵依靠‘零式’战斗机的优异性能，迅速在空战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后，随着这种战斗机的正式定型，越来越多的‘零式’装备到部队，很快就把中国空军最后的一点力量全部消灭掉，整个大西南的天空，只能看到日军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身影。
福建虽然具有良好的地面防空体系，但是也只能勉强自保而已，战斗机和轰炸机全部停放到坚固的飞机掩体里面，轻易不敢升空，即使起飞也只是保持两三千米的巡航高度，并且始终处于地面防空火力网的保护范围内。这样一来，日本海军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台湾海峡，使台湾军团不但失去了空中支援，也失去了物资补给的通道，陷入异常艰难的境地。
1940年底，日本天皇在皇宫召开御前会议，与东京统帅部的高级幕僚们策划对华战争的新措施，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与会者一致认为，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由于获得了美、英阵营的援助，对日战争的胜利信心更加不可动摇，因而对东京企图通过单独交涉所提出的和平条件，肯定会采取不予理睬态度。
针对这种情况，御前会议确定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其方针为三条：一是继续对中国进行武力打击；二是封锁海、陆、空路线，严加杜绝美、英援助中国抗战的行为；三是调整日、苏邦交，使用一切政、战手段，削弱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新任日本政府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和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军陆海军必须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从陆地、海洋及空中切断中国与美、英等西方列强之间的联系，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在此之前，日本新组建的印度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和海军航空兵部队进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切断了经河内进入中国云南和广西的国际路线，并作为日本海军轰炸中国内地的航空基地。日军进驻河内四天之后，海军航空部队就起飞轰炸了重庆政府的‘后院’昆明市。
日军在集中轰炸机不断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大后方和福建等地进行狂轰滥炸的同时，全力巩固华北控制区，然后开始抽调兵力，准备发起一次反击。
由于日本陆军的攻势暂时停滞下来，国共两党在很多地方闹摩擦，双方都互有伤亡，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消息传出之后，国内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海外华侨代表，纷纷全力斡旋，同时，以此为契机，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争取全面解决问题。面对海内外的指责，尤其是为抗战提高了巨额资金支持的华侨的指责，使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做出民主的姿态，决定在1941年初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的地点就在陪都重庆。
国民参政会是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成立，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聘请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为参政员，作为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询机关，这是后来国民参政会成立的基础。
1938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立民意机关”的主张。鉴于军事形势的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国民政府决定接共产党的主张，结束国防参议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随后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遴选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并举行了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一共举行了五次会议。尽管国民政府称国民参政会是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之代表机关，但是参政员均由中央政府遴选，不能完全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遭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间力量诟病，不过，相对于国民党之前的政策还是很大的进步，所以都非常积极地参与进来。
确定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议之后，国民政府立即借口第一届的参政员的时效已过，需要重新遴选，把大量的国民党党员塞了进去。出乎预料的是，孙百里、杜周南和罗思柴尔德三个人都被选中，要求他们立即赶往重庆参加参政会议。
